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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先生的明白话不多，这句算是一语中的。
扳倒了袁世凯后，载沣首先要抓的就是军权。他当年作为“谢罪专使”到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就曾向他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由此，载沣得出一个结论：皇室要抓军队，皇族子弟要当军官，兵权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在皇室手中。他回国后，反复向慈禧太后强调了这个观点。于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陆军贵胃学堂于1905年成立了。这所学堂主要招收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子弟，当时载沣带头入学，他的弟弟载洵和载涛也跟着进了学堂。另外，还有溥伟等人，当时都是这个学堂的学生。
不过，陆军贵胃学堂开学之后，载沣哪有时间去上课，不过开学典礼出席一下而已。载沣尚且是这样，其它的人那更是没法管了。《清宫遗闻》里记录了这个贵胃学堂的一出滑稽戏，说贵胃学堂的学生，多是王公贝勒或者宗室子弟，所以他们的用餐都要按照规格并做得极其丰厚精美，每人一席，每天就要花掉七八两银子，要是稍微不顺他们的口味，下面的人立刻会遭到喝叱，甚至当席飞盆掷碗，一片狼藉。就连学堂的总办教习这些人也被视同奴役，任由阿哥学生呼往喝来，惟命是听。更搞笑是，学生每日到堂，必须要由教习派人去请，有的时候甚至要请上四五次才勉强到场，来的时候又正好是中午的吃饭时间，于是到了便喊“上午饭”，吃完竟然嘴巴一抹，扬长而去；也有偶然来一次讲堂的，有时候兴致来了，便在课堂里高唱京调一曲——所以人家把这里不叫贵胃学堂，而直接叫安乐园了。
载沣接班刚满一个月多一点，便下令建立“禁卫军”，也就是主要用来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军队。这支军队主要从陆军中挑选精壮士兵，并兼从闲散宗室中选出一些人组成，由载涛、毓朗和铁良担任训练大臣。两个月后，载沣又下令重整海军，并指派善耆、载泽、铁良妥为筹划，而真正海军出身的萨镇冰却只是名列第四。
1909年7月，载沣又特意以宣统的名义下诏，一是宣布皇帝是海陆军大元帅，但因皇帝年幼，暂由摄政王代理；二是将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变成一个襄助摄政王的一个专门机构，并指派载涛和毓朗负责；三是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设置独立的筹办海军事务处，由载洵和萨镇冰充当筹办海军大臣。另外，载沣还任命排汉思想最厉害的良弼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当年8月，载沣又命陆军部尚书荫昌兼任近畿陆军六镇的训练大臣。当年12月，载沣宣布设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如此以一来，陆海军都归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洵主管了。
看得出来，载沣抓军权非常坚决，行动也算迅速。但是，他的做法不但引发了地方督抚们的抵制，就连皇族内部的将军都统们在背地里也是怨气冲天。道理很简单，原来的地方总督、巡抚、将军等都有一定的调兵权，而现在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请示军谘处，这些人不但感到不便，更是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
更要命的是，载沣以为只要抓住了军队，海陆军的权力都抓在自己弟弟手中，便以为万事大吉，皇位永固；可问题是，载涛和载洵这两个陆军贵胃学堂的毕业生，哪里懂什么军事！比如载洵，他见七弟载涛做了大臣，他便也吵着要做海军大臣，还说是继承先父遗志（老醇亲王奕譞是主管过海军衙门），载沣拗不过弟弟，只好让他去做。
载洵和载涛两兄弟，本就是生于富贵的纨绔子弟，他们做上官之后最热衷的便是出洋考察，开开洋荤。1909年秋，载洵前往欧洲各国考海军；1910年春，载涛则前往欧美各国和日本考察陆军。载洵回来一看，七弟载涛比他多去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那不行，于是他在1910年的夏天由专程去了一趟日本和美国。这两皇叔这回算是见大世面了，他们从国外带回来大量的礼物和洋货，可谓是满载而过，满心欢喜。
载沣虽然重视满人，但他的圈子有限，用来用去结果变成他三兄弟主政了，其它有才能的满人他也弃之不用。比如前面说的溥伟老侄，载沣认为他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将他派到禁烟大臣的闲差上去；还有溥伦，这是咸丰大哥的孙子，也是近支，载沣也只是将他派到变通旗制处之类的部门，未见重用。一直到1911年，溥伦才混到农工商部的尚书，可也没几天官做了。
载沣弃用贤才，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铁良。铁良是满洲镶白旗人，本是载沣老丈人荣禄的老部下，早年又做过兵部侍郎、练兵大臣和陆军部尚书，本是仅次于袁世凯的军事专家，而且当时也就四十来岁，但这样一个老资格却在载沣的军事结构调整中屡遭排挤，让他去给载洵和载涛两个啥也不懂的小年轻做副手。这还不算，1910年秋，为了给弟弟腾位置，载沣干脆找了个借口，把铁良从陆军部尚书的位置上一脚踢了下来，后来外放到南京去做江宁将军。
象铁良这样的例子，还有良弼。良弼的祖父伊里布曾任过巡抚、总督，他们家对大清可谓是忠心耿耿，良弼从小就学习优良，做事果敢，后来又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是满人中难得的军事人才，但也只被载沣任命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不可不谓是大材小用。
当时皇族还有载泽，他本来和载沣关系很好，又是姻亲，而且曾经出国考察，论才干大大超过了载洵、载涛两兄弟，但载沣也只是让他做个度支部尚书。载泽与奕劻的矛盾很大，常对载沣说，“你要不听大哥的话，老庆（奕劻）就要把大清江山断送了！”但是，载泽的很多提议载沣都没有采纳，而只是一味敷衍。
载沣之所以没有听载泽的建议去扳倒奕劻，主要是担心北洋派难以控制，而奕劻主管外务部，他又怕外国人干涉。要说起来，铁良被弃用也和奕劻有关系，因为载沣认为铁良是奕劻的人，他要为弟弟载洵、载涛掌握军权扫清道路。不过，载沣虽然不敢用对付袁世凯一样的手段扳倒奕劻，但却一步步削弱奕劻的职权。
但是，奕劻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奕劻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关系盘根错节，很多事情没有他出面就办不成，正如当时所传的一句话，“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更重要的是，奕劻有隆裕太后护着，载沣奈何不了他。隆裕太后护着奕劻，据说是这么回事：慈禧太后立嗣的时候，奕劻请在诏书中加兼祧（光绪）皇帝一语。慈禧不答应，她只想让溥仪给同治嗣位。奕劻跪请再三，慈禧这才答应。于是溥仪是承继同治并兼祧光绪。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兼祧光绪，那隆裕太后就没有名分，在宫里什么也不是，也做不成皇太后，命运是很悲惨的。因此，隆裕太后深感奕劻的大恩大德，当然不会让载沣去扳倒奕劻（也有说兼祧之议是张之洞提出的）。
总的说来，经过这两年的争夺，以载沣为首的亲贵派在中央朝廷中看起来是占了点优势，但效果未必很好。一来载沣这个人做事并不是雷厉风行的那种，做人也比较软弱，敷衍拖沓之风，比之慈禧太后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来这多年的贪污腐败之体制积习，即使载沣想去整顿，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三是隆裕太后又喜欢贪权恋财，经常对载沣多方为难，有时候还摆出太后的架子，将载沣找去数落一顿。对此，载沣也是表现软弱，一再迁就。正如载涛说的，载沣“遇到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
更要命的是，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取得控制，但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这也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而且，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也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正如美国学者恒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指出的：“载沣几乎毫不具备做摄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质。他无力节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显贵，他被迫授予他们政府高位，而不考虑他们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会站在他的这一边。”就连载沣任用的那些少年亲贵也各立门派，互相倾轧，譬如载洵与毓朗为一派，载涛和良弼为一派，彼此内耗不已。
一言而蔽之，载沣并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他的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而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加的严峻。载沣是不想做摄政王，但他也没办法啊。
第八章、宪政迷局与绝望的革命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
就在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宣布预备立宪筹备期的三个月后，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光绪的遗诏中说，“尔京外文武臣工，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足见慈禧太后和光绪仍以立宪为念。1908年底到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也以宣统皇帝的名义连续发布诏旨，一再重申“恪遵前次懿旨，仍以宣统八年为限，理无反汗，期在必行。”
1908年7月，在宣布预备立宪前，清廷便已经公布了由宪政审查馆拟定的《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按照预备立宪的计划安排，1908年各省开始筹备谘议局，1909年便举行谘议局选举。在官方文件中，谘议局和资政院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谘议局对应的是地方议会，而资政院对应的国家议院。由此，立宪派也就迅速行动起来。
按照章程的规定，各省谘议局设议长一名，副议长两名，各省议员定额按“各省学额总数的百分之五为准”，均选举产生。谘议局的职责主要是议决地方上的兴革之事、预决算、地方法规、税法公债、选举资政院议员等，功能类似于地方议会，也是地方自治的基础。
当然，我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