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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随后又将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打算用他去牵制袁世凯。
饱经世故的张之洞对“丁末政潮”当然是洞若观火，对慈禧太后的用意也是心知肚明。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斯文人，年纪也大了点，他一入京城就发现这里水很深，奕劻和袁世凯在京城经营多年，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圈。张之洞一进京城，便很快被奕劻、袁世凯集团束住了手脚。
据当时人评价说，“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张之洞听后，苦笑着对人说，“袁世凯不仅是有术，而且是多术。我呢，不但无术，而且还不能说自己有学，不过比他们两个多认识几个字罢了。”张之洞的自嘲，到也不失实事求是。他读了一辈子的书，做了半辈子的官，终究被李鸿章一语点中，“香涛（张之洞的字）为官多年，犹书生耳。”
说起这个“术”，多数人认为它的贬义词，但也不能绝对化，也得看具体时间和具体事件。就拿“丁末政潮”来说，双方之“术”可谓是花样百出、层出不穷，但谁更卑鄙或者谁的做法对社会进步更有作用呢？至少，从结果上来看，在瞿岑联盟被击败后，宪政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行。
最可叹的是，岑春煊其实并不保守，他在1904年就曾上书请求立宪，1905年也曾随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不料最后在党争中落得如此下场，最后在上海做了很长时间的“寓公”。倒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反袁成为岑春煊最坚定的信念，他后来还积极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呢。
四、《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
1905年11月，在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时候，清廷同时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以作为将来实行宪政的筹备机构。1907年8月，经奕劻等人的奏请，朝廷批准将考察政治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以使这个办理宪政的机构更加名副其实，并开始实实在在的推进宪政。
宪政编查馆的职责主要有四项，一是议复奉旨交议的宪政奏折；二是调研各国宪法，编订宪法草案；三是考核法律馆所提交的各项法典（如民法、商法、大清刑律及诉讼法等）和地方及部门制定的一些单行法规；四是中外宪政的统计调查和对比研究。宪政编查馆拟定和审核的文件，除了法典和重大事项需经资政院议决外，其它均呈由军机大臣阅定后奏准实施。
宪政编查馆的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兼任，总共六人，分别为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文渊阁大学士世续、张之洞、鹿传麟、袁世凯。另外，宪政编查馆设有提调两人，总核两人，下面再设编制局、统计局、总务处、官报局等机构。后来在奕劻的奏请下，各省设立调查局，各部院则设立统计处，以配合宪政工作。
在宪政编查馆开展工作的同时，清廷再次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过，这一次考察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专门前往英国、德国和日本取经。1907年9月，清廷派遣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学部右侍郎达寿和邮传部右侍郎于式枚为宪政考察大臣，分别前往英国、日本和德国考察。
有意思的是，前往德国考察的于式枚本北洋任职十余年，也曾参加保国会，他出使德国回来后却提出一个惊人之论，那就是中国无需立宪，因为各国的宪法条文，有很多是中国固有的成法本身就有的，有的是中国本身就没有、也没有必要去模仿的；各国立宪，大多由于下层老百姓要求，求而不得就要争，争而不以就要乱；国政归于一人则臣民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臣民有竟进之心；立宪搞好了，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搞不好反成了法国革命，祸害几十年。对于那些激进的立宪党人，于式枚更是指责他们“几近乱党”。
于式枚生性耿介，宽和待人，当年他的族人因为和别人争一墙之地，互不相让，于是写信给于式枚要他干涉一下。于式枚回书说，“千里书信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争议双方见此信后，被官高位显的于式枚的豁然大度所感动，最后大家各让三尺（即后来的六尺巷），至今传为美谈。说真的，于式枚还真算不上什么守旧分子，他考察回来出此高论，要说反动荒谬，似乎也不是这么回事——至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心还是不无道理的。
出使英国的汪大燮倒是认真的考察了一番，回来后编纂了《英国宪政要义》、《国会通典》等14种宪政著作呈递；出使日本的达寿中途被朝廷召回，改派驻日公使李家驹继续考察。达寿极力主张仿照日本实行立宪，他回国后呈献了《日本宪法论》、《议院说明》等5部宪政著作。李家驹考察了日本官制后则主张朝廷尽早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官制改革，实行责任内阁制。回国后，他组织人编译了《官制篇》、《日本官制篇通释》等著作。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第一次出洋考察促成了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而达寿、李家驹等人的第二次宪政考察则让清廷决心以日本为蓝本，实行预备立宪。
话说回来，当时很多人嘴里虽说“立宪、立宪”，但宪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还是不甚了然。因此，这里有必要插点宪政发展历史的题外话。简单的说，宪政就是指政府的行为是受到限制的政治形态，政府的权力由宪法授予并受到限制，广义的来说，是受民意所限制的。因此，宪政制度所约束的主要对象不是一般国民，而是政府等权力部门。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实行宪政，皇帝将不能为所欲为（而从法理上来说，中国的皇帝是拥有无限权力，而且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
宪政的历史，得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说起。当时英国有个国王，也就是历史所称的“狮心王”理查。理查在统领十字军东征期间战败被俘，结果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所称的约翰王，他趁这理查被俘之际将原来的王位继承人（他的侄子）杀死并乘机夺取了权力，当上了英国国王。可叹的是，这个约翰王是个典型的暴君，残酷昏庸，愚昧无知，狂妄自大。他后来悍然对法国开战，结果大败而归，把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土全部丧失。但约翰失败后还不甘心，还想着起兵复仇。但是，打仗是最花钱的，约翰王没钱，就在国内卖官鬻爵、绑架勒索那些贵族和家眷﹐逼迫他们出钱纳税。
约翰王的暴行激起了英国贵族的万丈怒火。由于当时的英国是封建制国家（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概念是两回事），国王手下的那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势力甚至军队，于是大家一联合起来抗拒约翰王的命令。最后，在主教朗登的提议下，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开会，会议上起草了一个文件，也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宪章”。
“大宪章”里说：“除了经过合法审判，或是依照本国的普通法，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强占、剥夺法律保障、充军或其它损害。”另外，宪章内还明确规定，国王“禁买卖司法权﹑禁止随意占领他人土地﹑决策时须征询贵族意见﹐若违反宪意﹐贵族有权推翻国王”等条款。这等于是以公开的法律形式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使之成为有限权力。
对此，约翰王怎肯罢休，最后双方开战，结果约翰王被贵族们的军队包围在泰晤士河边的伦内美德。约翰王无奈之下，只好当众宣誓遵守“大宪章”，并于1215年6月15日在宪章上加盖了英国的国玺。后来，约翰王的儿子亨利继位后又不肯遵守宪章，结果贵族再次向国王宣战，结果亨利又被打败了。贵族们胜利后，组织了国会监督国王，但凡国王征税或对外开战等国家大事都必须经过国会同意，由此国会也成为了英国的经常性制度。
后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即位后，对议会限制他的征税权十分不满，于是再次爆发国王和贵族的战争，结果查理一世战败后人头落地，议会军首领克伦威尔废除国王制而自任护国主。可惜的是，废除国王而不建立新制度也不行，后来斯图亚特王朝卷土重来，复辟了王朝。一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颁布《权利法案》后，英国才真正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体制。
权利法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剥夺了国王的主要权力而转由议会来行使，甚至国王的继承人问题，议会都有权干涉。这样，英国国王虽然得以保留，但已经成为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虚君，仅仅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所以说，宪政的关键在于议会政治。在封建王朝里，国王的权力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就象一头老虎，它可能为善，也可能作恶，是难以判断的。由此，英国的宪政就是把国王这只老虎的权力剥夺，转由议会行使（至于议会这种代议制所涉及到的选举、政党制度等，限于篇幅，不另敷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德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而是一种伪君主立宪。道理很简单，英国的立宪制度是民众通过议会约束君主，而德国日本是君主放权给民众，议会只是辅助机构。看起来形式相同，但质完全是两样的（二战后的日本君主立宪另当别论，它是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属于民主制度）。
也正是这个原因，清廷认定英国的君主立宪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因此不能仿效。事实上，其中关键原因是，英国国王虽然也可以世袭罔替，但英国议会对君权有极其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是国王临朝而不理政，政权归于议会的虚君制君主立宪，这显然是不合清廷胃口的。
最后比较下来，清廷最中意的还是日本的宪政。毕竟，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有着类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历史上两国也多有了解和交流，移植日本制度似乎相对可行。最重要的是，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也就是说，日本的宪政绝不侵犯皇家特权，颁发法典事先也无需接收公众的审评，皇帝公布宪法时，还仿佛是恩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