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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来说，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会陷入一种两难境界。正如萧功秦先生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中所作的“重症病人”的比方，医院里的有一个重症病人，医生们在讨论治疗方案上时，“激进派”医生认为，由于病人的病情恶化，危在旦夕，要挽求病人的生命就必须立即进行大手术，否则病人就没有生存可能；而“保守派”医生则认为，正因为病人病情严重，生命垂危，在病人根本不具备进行大手术的条件下，任何大手术只能使病人加速死亡，因此只能进行小手术，大手术既使必要，也只能在病情好转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事实上，这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政治选择两极化在戊戌变法时期已经初见端倪，当时康梁等人“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大变则强”的立论何尝不是一种“危机论”？而反对康梁变法的那些守旧派其实只是“条件论”的拥护者，倒未必是反对变法本身。
可惜的是，清末的民族危机越是深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两难抉择就越为的急迫和尖锐。就当时而言，双方都有道理，但抉择只有一个，哪一方能取得优势地位呢？从近代历史来看，在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其引发的往往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一旦民众被发动起来，相对理性温和的保守力量将被历史的洪流彻底冲垮（正如本书有意无意提示的），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悲哀。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
在1906年9月1日发布的“仿行立宪”的诏旨中提到，预备立宪的基础要从改革官制做起，这其实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刻意模仿。日本在实施宪法前，曾经对官制进行了两次大改革，端方和戴鸿慈在请求立宪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这点。
应该说，清廷当时的效率还是很快的。就在颁布“仿行立宪”诏旨的第二天，清廷便宣布改革官制，任命奕劻、孙家鼐和瞿鸿禨为总司核定大臣，而参加廷臣会议的荣庆、铁良、袁世凯等人和出洋考察五大臣也被任命为官制编纂大臣，另外，一些地方大员如张之洞、岑春煊等人也随同参议。
端方和戴鸿慈出洋考察回来，在《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摺》中提出了八条改革官制的建议，后来官制改革的讨论也主要是以其为蓝本。端戴奏折中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提出撤销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他们的主张是，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以及各部尚书组成内阁，阁议决定政事之后奏请皇帝颁布谕旨；而上谕颁布时也需要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和相关部尚书的副署。这个方案的来源，就是德国和日本实行的内阁制（二元立宪君主制的一个特征）。
应该说，端戴提出的这个方案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是天子，是上天的代表，神圣而不可侵犯；从理论上来说，皇帝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他说的话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永远是正确而不可违抗的——要不然怎么说他的话是圣旨呢。
但问题是，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皇帝毕竟也是肉身，他不可能事事躬身亲为，要不然还不累死。因为他需要助手，这就是宰辅。但在专制社会里，最终的决定权是不可分割的，一旦皇帝精力不济或者怠于朝政，往往会被大臣弄权，而作为皇帝主要助手的宰相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而宰辅重臣擅权甚至颠覆王权取而代之的案例在中国古代也不少见，特别是汉唐时期。
有鉴于此，明朝太祖朱元璋便废除了宰相制度，而用内阁取而代之，目的就是要分散相权，这样皇帝就可以避免权力被侵夺。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皇帝也是人，他也有勤快的和懒惰的，他找了内阁的大学士们来帮他做事情，但终究是要有个负责的，这便是常说的内阁首辅，等于又变相恢复了相权，对皇帝又形成了限制。于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就干脆撇开内阁，找太监帮他们做事情，但这些太监多是无才好动之辈，导致纲纪紊乱也就可想而知了。
清朝取代明朝后，基本是继承了明朝包括内阁的基本制度。但是到雍正皇帝的时候，因为要打仗，因而他又在南书房外的小屋子里设立了军机处，以便他处理一些紧急的军国大事。最初雍正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外泄，所以很多事不经内阁便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战事结束后，雍正似乎没有要撤销军机处的意思，朝廷的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而不再是内阁。于是清朝的制度在明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军机处。
军机处的设立，实际上皇权的进一步专制化、独裁化。从理论上来说，军机处不能算政府机构，因为它没有正式编制，不过是从内阁大臣里挑选几个能干的，来军机处帮皇帝办事；而且，军机大臣并不是政府的正式行政首长，而是皇帝临时调用的。这就有点象明朝的中后期了，皇帝不出宫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信任的人来商量。不过，清朝的皇帝比较懂历史，他们知道太监当权不但坏事，而且会招至亡国之祸，因而不找太监，只从外面调大臣。不过，军机处大臣不过是皇帝的御用秘书，正如钱穆在《清代政治浅析》里说的，“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
如此一来，皇帝那可就要忙死了，什么事情他都想管，什么事情他都要管。本来按中国传统的政治惯例，皇帝的诏书都是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后盖印，再由内阁交到六部，但雍正不理会这套程序，他通过军机处不断的发出各种密旨，往往绕过主管的部门，直接发到主管的人那里。这样以来，内阁大学士反成了闲差，皇帝成了大忙人——结果雍正每天要工作到深夜，他再精力充沛，最后还是给累死了（笔者曾经在《康熙和他的儿子们中提出雍正可能是“过劳死”的观点，可供参考）。雍正死了不打紧，结果他的那帮子孙可就倒了大霉了，所以清朝的皇帝大都勤政而独裁——也是制度给逼的。
正因为军机处是皇帝亲管，所以它的地位在清朝政治中非同小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如果不挂个军机的话，说话一点分量都没有（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但是，皇帝亲管军机处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弊端，这就是皇帝做错了事情不用负责。有宰相的时候，宰相做错了要负责；有内阁的时候，首辅做错了也要负责。正因为有下台甚至杀头的风险，办事的人才会有责任心。但是，宰相废了，皇帝兼任了宰相的职责，设立了军机处又把内阁架空了，这导致皇帝对所有的事情负责，但皇帝做错了，他又是可以不负责的——谁胆敢去指责皇上甚至取而代之呢？所以说，唐宋诸代的诏敕要由宰相盖章，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制度的力量。
叨咕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端方和戴鸿慈提出的责任内阁制很厉害，因为他要在制度上限制皇权。不仅如此，实行责任内阁制还要牵涉到各方政治势力的切身利益，等于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而权力的分配终归是有利于规制的制定者，因此不能不遭到那些潜在利益受到侵害的政治力量的反对。改革中出现阻力，从来都是这个原因，而不是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
和端戴方案中的责任内阁制紧密联系的另一个变革便是朝廷改设九部。虽然前两年的新政在传统的六部之外设立了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和政务处、练兵处和财政处等中央直属机构，而且新机构设立首长时实行满汉不分、一尚书二侍郎的官制，但看来终归是有点不伦不类。这次端戴方案提出在原来机构的基础上加以裁撤归并，改设九部，即内务部、财政部、外务部、军部、法部、学务部、商部、交通部和殖务部，并在九部之外设立若干独立的机构如会计检察院、行政裁判院、集议院、宫内部、枢密院、典礼院、翰林院和都裁判厅。
乖乖，这个变动大了，不知道多少原首长会因此而觉得寝食难安，要知道，很多人的职位可是花钱买的，你一纸方案，就要撬掉人家的饭碗？
这次风暴的中心便是设立在原恭王府朗润园的编制馆。初步方案的编制负责人是提调孙宝琦和杨士琦，外加曹汝霖、陆宗舆、钱能训等委员，他们在端戴方案的基础上，酌定了一个这样的办法，那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内阁为首，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成员，参加政事；设立十一部七院一府，即外务部、民政部、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学部、农工商部、交通部、理藩部和吏部，外加资政院、典礼院、大理院、督察院、集贤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和军咨府。
这个初案的出台，和袁世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的两个提调官孙宝琦和杨士琦，前一个是最先倡议立宪之人，后一个则是袁世凯的私党，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人。而袁世凯本人此时对官制改革也非常的热心。但不出意料的是，方案一经公布，立即在官制编纂会议上遭到铁良等大臣的强烈抵制。
这次官制编纂会议在朗润园举行，同样由醇亲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主持。在这次会议上，袁世凯显得异常的活跃，他坚持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设立总理，“则君主端拱于上，可不劳而治”。
袁世凯的意见遭到铁良等人的坚决反对，这些人甚至“不辨是非，出口谩骂”，远没有上一次廷臣会议上的风度了。毕竟，上一次还只是宏观方面的讨论，而这一次的方案则实实在在的触及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了，他们当然不会做任何的退让。
更重要的是，这次载沣明确的站在了铁良等人的一边，这让他们觉得很有底气。据说载沣在会议上也被袁世凯的提议所激怒，平时不太吭声的他甚至当着大臣们的面，有失体面的怒斥袁世凯，“你的意思是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