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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巡警部尚书，还同为军机大臣之列。
当时奕劻和袁世凯、徐世昌是主张立宪的一派，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学部大臣张百熙。张百熙是同治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侍读，历任工部、礼部、刑部和吏部尚书，是老资格的大臣了。张老年纪虽大，但思想却“咸与维新”，当时也是主张立宪。
和奕劻、袁世凯等人站在对立面的则有孙家鼐、荣庆和铁良三人。孙家鼐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他是文渊阁大学士，曾经与翁同龢一起做过光绪的师傅，当时也已近八十高龄。当然，孙家鼐的思想也和年纪一样老化而守旧，他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已经表明了他对维新的异议，更别说搞什么立宪了。
大学士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他出生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宦家庭，虽然他后来科举入仕，但早年仕途坎坷，因此其为人一向持躬谨慎，稳健随和。荣庆一直到1899年当上了山东学政，结识了袁世凯后仕途才开始出现了转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荣庆协助庆亲王奕劻办理抚局事宜，从而受到奕劻的青睐。按理说他本应该站在奕劻和袁世凯的一边，但偏荣庆做人太讲原则性，他和奕劻和袁世凯等人并非是同道中人。荣庆一向严于律己，为官清正廉洁，他做了高官后，到他家送礼行贿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但他始终不为所动，被拒之人偷偷的讥讽他为“纯臣”。看得出，这样的传统楷模对立宪肯定是没有好感的。
至于铁良就不一样了，他出身满洲亲贵，对于任何削弱王权的建议都是持反对意见。铁良为人刚愎，又喜好军事，是满人中少有的“知兵”人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袁世凯是天然的竞争对手。对于这点，想必两个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事实上，清廷也有意无意的用他来牵制权势日重的袁世凯，譬如袁世凯觊觎已久的兵部尚书一职，清廷就有意授予了铁良而非练兵出色的袁世凯。兵部后来改为陆军部，连袁世凯掌握的练兵处也被并入，但依旧是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就这点而言，袁世凯心里不可能不加以嫉恨。在立宪这个问题上，铁良的反对声是最激烈的一个。在他眼里，立宪可以“内乱渐弭”简直就是胡扯谈的事情，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练新军，军队练好了，什么革命不会被镇压下去？
当时还有一个重臣就是瞿鸿禨，他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八国联军的时候随慈禧太后西逃，忠心耿耿，又承担了撰旨之责，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当时一身三职，兼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和政务大臣。当时他的观点模棱两可，他不反对立宪，但反对过快立宪，似乎有调和两派冲突之嫌。
在这次廷臣会议上，奕劻先开了个头，他说从考察大臣所拟的奏折来看，立宪之事有利无弊，而且是民心所向，符合中外舆论，因此“似应从速宣布立宪，以顺民心而副圣意。”
孙家鼐首先站出来表示反对，他说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完全不同，从君主制到立宪制，从用人到行政，一整套的制度全都要跟着变，要是变动太大又太快的话，恐怕会乱成一团糟。如果这样的话，倒不如先革除目前的弊政，等到政体清明，慢慢变更也不迟。
听起来孙家鼐好像并不反对立宪，他的理由是重大的变革必须建立在政府控制力相对强大的基础上，不然难免会埋下失败的根源。对此，徐世昌起而反驳。他虽然也认同孙家鼐关于目前国势虚弱的现状，但他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那就是“渐变有年，未有成效”，要是再这样支离破碎的渐变下去的话，既不能改变国民的观念，也无法扫除的历史惰性，结果还是重走老路，恶性循环永无休止。因此，中国只有大变，进行大刀阔斧的变动，才能“发起全国之精神”，对国民的观念起到冲击性的作用，并真正摆脱多年累计下来的危机，这才是救国之道。
其实这个争论是个老话题了。孙家鼐当年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没少做口水战，说来说去，还是“速变亡国，渐变有治”的老一套。徐世昌当年和康有为等人过往甚密，自然是反对这种老调调的。
孙家鼐对徐世昌这种新式官僚平时就很看不惯，徐世昌话音刚落，他便接过话头反驳道，你说要以立宪来发起全国之精神，那也得有一定的条件才行，那就是国民对立宪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但你看看现在的情况，那些老百姓有几个知道立宪的好处？一千个人里面有一个知道就不错了！至于立宪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做，那更是一万个人里面也未必有一个清楚。如果在大家都懵然无知的情况下就颁发宪法，不但没有好处，恐怕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听到这里，同样是老资格的张百熙起而发言，他说国民的认知程度应该由政府来引导，目前的情况的确是无法达到这个程度，但要是等到国民程度达到立宪的标准时再来实行立宪的话，那中国恐怕永远都看不到立宪那一天的来临。因此，与其等到国民达到立宪的认知程度，倒不如先实行预备立宪，然后对国民循循诱导，那国民自然也就逐渐能达到这个认知水平。
荣庆对这些关于未来的推论毫无兴趣，他冷冷的说，立宪听起来是挺美，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纲纪散漫，弊政百生，现在都搞不好，还谈什么立宪呢？当务之急是先“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只有先整顿几年，等到那些官吏都能奉公守法，立宪才能逐步推行。
顿了顿，荣庆又不冷不热的说，如果不考虑咱们国情和欧美国家的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荣庆的话充满讥讽，把心里有鬼的奕劻等人说得脸上一阵燥热。
当时的气氛颇为尴尬，这时瞿鸿禨出来打圆场，说这就是为什么叫“预备立宪”，“而不能立刻实行立宪”的缘故了。铁良对瞿鸿禨这种和稀泥的表态很不满意，他愤愤的说，各国立宪都是因国民要求而实行，政府不实行，他们就搞暴动；哪里有老百姓都不知道，反要强加给他们呢？如果他们真的要求了，说明他们已经知道立宪的好处，也就是愿意为国家分担义务。现在我们没有经过国民的要求而授之与权，他们不但不感谢你，反会以分担义务为苦差，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况且，搞立宪要实行地方自治，万一那些刁民和劣绅把持地方，那不是更坏事了？
袁世凯听不下去了，他反驳说：“天下事势，何常只有？各国的立宪，都是因国民有认知而授之与权，而我们是因为国民有这个权利而知道这是应尽之义务，我们的情况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不一定要和各国一样。”至于地方自治，必须先选“循良之吏”为地方官，“扶植善类，使公直者得各伸其志，奸匿者无由施其技”，这样就可以打好地方自治的基础了。
两派人在那里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主持会议的载沣却在会议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而军机重臣瞿鸿禨也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等到大家争得口干舌燥，没什么话说了，载沣才慢吞吞的站起来作了个总结发言，说：“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
随后，载沣便去见慈禧太后，报告会议过程，有慈禧来决定是立宪与否。据野史《齐东野语》上说，会议结束后，奕劻和袁世凯面见太后并弹劾铁良，说“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慈禧太后晚年精力不济，很多事情都要依仗这两人，但铁良又是她用以平衡奕劻和袁世凯势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也很烦恼，甚至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而会议结束后，京城里谣言纷纷，说什么两派人不但动口，还动上了手，“朝市之间莫不皇皇如，竟有人言戊戌将见者”，一时间北京空气十分紧张，仿佛要再次发生政变云云。
政变之说，当然是过于夸张，这次廷前相争，也只不过是两派人马的锋芒初试，好戏还在后头。经过几天的考虑后，慈禧太后调和了双方意见，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诏旨。在诏旨中，既不否定立宪，也宣布马上立宪，而是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操切从事，涂饰空文。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为预备立宪之基础。”
其实，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上倒没有人公开反对君主立宪这种制度，关键问题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另外，在承认当时“纪纲紊弛，百弊俱生”的前提下，两派人对实行速行立宪的结果也有完全不同的推论。
反对速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有如荣庆在会议上的讥讽之语。
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从逻辑上来说，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会陷入一种两难境界。正如萧功秦先生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中所作的“重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