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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的！
考察团对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考察都还比较顺利，唯有俄国比较棘手。俄国和大清领土相接，幅员辽阔，本也是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之国。这几年由于战争的缘故（刚被日本击败），政局很不稳定，颇有革命之象。正因为如此，俄国才先行一步，实行宪政。由此，考察团也想去俄国看个究竟，效果如何。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俄国当时虽然已经宣布实行宪政，但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
戴端团到俄国的时候，俄国方面甚至也没能安排考察团去议院参观（因为那里闹得太厉害了，会让沙皇很没面子），只是考察了皇家禁卫军和几家军工厂而已。果不其然，在戴端团回国后不久，俄国的局势便急剧恶化，沙皇随后宣布戒严，并取缔了下议院。后来的历史证明，就立宪和革命而言，大清与俄国难兄难弟，大家彼此彼此，只能相互参照，尚谈不上谁学谁的问题。
戴鸿慈等人特意前去拜访俄国前首相维特，并请教关于中国立宪等具体事宜。按照维特的说法，“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这一见解，赢得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之普遍赞成。勿庸讳言，维特也指出了在中国社会中各项准备事宜应该齐头并进，以缩短准备时间，否则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如此耐心地循序渐进。
至于在德国的考察，就不仅仅是棘手，而是颇为的尴尬了。众所周知的是，在庚子年的时候，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打死，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德皇后来点派瓦德西率七千大军杀奔远东，要报一箭之仇，最后好说歹说，大清赔了银子不算，还特派醇亲王载沣前往德国谢罪。
时隔近六年之后，考察团来到德国，心里也颇为的忐忑，害怕德国人会记仇，而对他们有意为难。不过，和他们想象中不同的是，由于德国一些大企业在中国有颇多的投资与合作，考察团不但未受冷遇，反受到社会各方极为热情的接待。当时德国皇帝、皇太子和高官们都亲自宴请了考察团，并安排他们到各地考察，特别是一些知名企业如克虏伯公司、西门子公司和拜尔公司等，意在扩大这些大企业在中国的业务。
1906年5月19日，在欧美各国兜了一圈后，载泽团乘坐法国轮船先行打道回府。6月21日，戴端团也随后踏上回程。考察团回国途中通过地中海走苏伊士运河。此时的地中海，风和日丽，暖风频频，较上年出发时的凄风苦雨完全不同。天高凭鸟飞，海阔凭鱼跃，面向广袤无垠的大海，考察团的成员们思绪万千：中国何时才能走向强大，步入世界强国和文明之邦呢？
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颠簸，1906年7月12日，载泽团回到上海；7月21日，戴端团也回到了上海。考察团回归之日，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迎接。也许，大家都希望他们这次能给中国带来点不一样的东西罢。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
1906年，德国著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晚清满汉两大能臣，一为端方，一为袁世凯，老外的眼光果然很雪亮。可惜的是，袁世凯后来做上民国的大总统，而端方却死于革命的乱枪之下，此是后话。
据说端方在欧洲考察期间，为了想更好的说服慈禧太后，特意从德国带会了一个最新的电影机。不料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据当时的《中外时报》报道说，端方怕这个洋玩意在老佛爷面前运转不灵，到时出洋相，所以特意让随同考察的随员姚某先试放一下。谁知道因为操作不当，电影机里的乙肽灯泡突然爆炸，姚某竟然被当场炸死。在隔壁会客的端方听到这么大的动静，还以为革命党又来扔炸弹，出去一看，却发现了这样一出的惨剧——真是不祥之兆。
载泽回国后，很快赶到北京复命。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见时，载泽力陈各国之所以富强，主要是因为各国均以宪法为国本，而中国搞了这么多年的洋务运动，却没有成效，原因就在于不得要领。由此，载泽提出清廷立宪最好以日本模式为效仿对象。
当年8月，载泽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其中明确指出立宪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位万世不易，相位旦夕可迁，君主不负行政责任；二是外患渐轻，立宪是国际潮流，立宪后外国将尊重我国；三是内乱可平息，实行立宪后，革命党人也无话可说，即使想作乱也无人跟从。
慈禧见此折后大为动容，若有所思，似有心动。
端戴回国后，也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汇报了考察宪政的成果，不料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两人身体都不太好，汇报被分成好几次，时间稍长，慈禧和光绪两人便体力不支，难以支撑。最后，端方只好上了一道长折，痛陈国事，力请立宪。在折中，端方也提出要效仿日本进行宪政，并设立预备立宪期。据说，慈禧太后看这个折子，足足看了有三个时辰，默然不语。
随后，端戴联名给各省督抚发去电报，商议立宪之事，电报中称：“此次调查欧美各国政治，无不以宪法为其国本。诸政可因时制宜，唯宪法一成不变。虽有内忧外患，而国本巩固不能动摇。观日本之立宪，出于朝廷之远见；俄罗斯之立宪，则由于人民之要求。一得一失，可为前鉴。鄙意拟奏请先行宣布立宪，谕旨以十年或者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划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明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
各省督抚得电后，纷纷复电表示赞同，唯有资深老臣张之洞对此不以为然。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张之洞凭借多年的官场经验，便可推断出仿行立宪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后叙。
也许有人会问，考察团在各国考察了半年多的时间，究竟有那些收获呢？这事且细细说来：此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名为宪政考察，实际上则是政治法律、经济产业、教育文化、军事科技、社会福利、公共设施乃至礼教习俗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时间有限，加上要考察的国家和内容如此之多，难免会产生一种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感觉。客观的说，这次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很大程度上更偏重于形式上的观察而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有效的操作建议。
在考察活动中，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五大臣中并无一人精通外国语言，他们在和外国政要或相关人员交流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大的语言障碍，而双方的沟通往往都需要随行的翻译人员或者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一些曾经在中国生活并会说汉语的外国人）。由于大清帝国的语言人才极度缺乏，当时各种外语的翻译水平也很欠缺，正如考察团所云：“今远涉重洋于语言文字迥然不同之国，而使之考其文物制度，其不同暗摸辨苍黄，隔壁察媸妍也几希，”如此一来，双方的交流不但难以深入，反而经常出现误会及曲解之处。
尽管有各种困难，但考察大臣们还是大有收获的。他们回国后向清廷复命的时候，提交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在报告中，考察大臣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并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
这个报告写得观点鲜明，气势宏伟，后来有人怀疑这不是出于五大臣的手笔，而是托人所作。据说，当时考察大臣将奏折的任务交给随员熊希龄，熊希龄则找到日本的杨度来帮忙，而杨度后来又找梁启超代写一部分。这事只是传闻，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不管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但终究是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把立宪的要求正式提出来了。
考察团在考察期间，多方搜集采购外国的相关书籍，“多多益善，购盈巾车”。采购回国的书籍，光书目就有好几册，购书一项的费用是两万多两银子，在后来结算的考察费用占了一个不小的比例。回国后，戴鸿慈、端方等人委派随员熊希龄在专门机构“考察政治馆”里主持编译图书的任务，这就是后来的《欧美政治要义》（4册18章）、《列国政要》（32册132卷）、《续列国政要》（32册94卷）。这些书籍将欧美各国的政体和相关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法律、经济、教育等情况，分别作了详细的介绍和比较，“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宪政知识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一部戴鸿慈和端方署名编著的《列国政要》，端方的后人也曾将他的文书档案献给故宫博物院，有几册是戴端团从国外带回书籍、报告、图表的目录，其中就包括了“学堂教育书目”、“实业书目表”、“美国政治书目表”、“政治书目表”、“教育书目录”等。
另外，考察大臣在考察期间，还做了大量的日记和笔记，并将一路所见所闻都记载了下来，现在读来也颇为有趣。比如戴鸿慈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出使九国日记》（1906年出版），载泽也有一部《考察政治日记》于1908年夏面世。
细读这些大臣的考察日记，很难想象是当年熟读圣贤书、经历封建科举考试而走出来的官员们所写的。在当时传统文化气氛如此浓厚的环境下，这些人在考察后的见识，即使放在现在，也未必落后。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早已束之高阁、满是灰尘的书籍，在经过前一百年的战争和动乱的喧嚣后，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仍旧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考察团这次出国考察，首要目标是宪政，每到一国，必然要去议院参观并考察其议会制度。由此，考察团对对各国宪政记载最详，也引发了颇多值得借鉴的思考。比如当戴鸿慈等人看到美国的议员们在国会中为议案而争得面红耳赤，“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