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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最初的计划，考察团在五位大臣的率领下，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带队，前往俄美意奥等国，重点考察宪政；另一路则由徐世昌和端方率领，前往英法德等国，多带懂西文的随员，主要是面上的考察。正当考察团准备妥当预备出发的时候，却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
这事得从前几年说起。众所周知，北京是座古城，原本是不通火车的，譬如前几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一行人到保定后坐上火车回北京，当时也只能到城外马家堡下车，再换轿子回紫禁城。后来为了出入方便，便拆了永定门和左安门之间的一段城墙，修筑了一条铁路和城外相接，并在前门外建了个火车站，这就是正阳门火车站。
1905年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到处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为五大臣特意准备的列车早已准备妥当。当时前来送行的人很多，有各部官员、各国驻外使节，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也穿着制服、奏着军乐为五大臣送行。在人群里，各大报社的记者忙前忙后，他们拿着最新颖时尚的照相机，精心拍摄着当时的盛况。
在亲朋好友和朝中官员的簇拥下，频频作揖的五位考察大臣不像是出洋考察，倒象是已经凯旋的英雄一般。一行人准点来到京城外正阳门车站了，便准备从这里乘火车前往天津。当时的场面人声鼎沸，五位大臣和前来相送的同僚们说着“一帆风顺、早日归来”的客套话，随从们指挥着仆役搬运行李上车，新闻记者们则抓紧时间拍照和采访，以便回报社后发出最新的报道。
在一片喧嚣声中，五位大臣登上火车，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在前面车厢，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面。正当他们和那些送行的人挥手致意的时候，火车开始慢慢启动，准备驶离正阳门车站。
就在此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将尚未完全启动的火车震得左右乱摆，随后一团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冲出，一颗炸弹爆炸了！顿时，车站送行的人乱成一团，大家都惊慌得四处奔走，太太小姐们的尖叫声似乎比炸弹爆炸的声音来得更加的骇人。
好在没有听到第二声爆炸。在大家惊魂未定的时候，车站巡警匆忙赶来，他们登上车厢后发现五大臣中除了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外，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毫发无损，安然躲过一劫。据戴鸿慈后来在《出使九国日记》中的记载，载泽“眉际破损，馀有小伤”，绍英“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可叹绍英原本不是考察大臣之选，后来清廷考虑到载泽年少，所以加派绍英同行，不料还没出行就遭此大祸！。
后来查明，这是一次精心策划好的暗杀活动。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巡警在车厢的中部发现一具尸体，一身皂隶的装扮，尸体上有个名片，上书“吴樾”二字，由于此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便被炸身亡。
吴樾又是何许人也？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他原本也是个寒窗苦读的士子，但在目睹了清朝在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乃至日俄战争中的一败涂地之后，吴樾终于由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变成了积极排满的革命者。由于当时革命党人屡次起义都遭到失败，暗杀这种最简单直接的革命思潮便在革命党人中间大有市场，吴樾也受此影响。在他看来，“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吴樾：《暗杀时代》）。对清廷的新政，吴樾一向是嗤之以鼻的，他认为这不过是清廷苟延残喘的一种手段罢了。这时，正好清廷大张旗鼓的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吴樾便决定要利用这次大好机会，给清廷一个狠狠的打击。
于是在开车前，吴樾改换了皂隶的衣服，怀里揣着自制的炸弹，趁着送行的混乱当口悄悄地摸上了火车。吴樾此行，抱着玉石俱焚的个人牺牲目的，只希望能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然而事情并没有象吴樾想象的那样顺利，正当他准备投弹的时候，由于火车启动，车厢和机车挂钩接合导致车身发生猛然震动。当时的火车当然达不到现在列车的稳定要求，但更要命的是，吴樾自己造的炸弹更加不稳定。结果车厢一震动，吴樾还没来得及向大臣们投弹，炸弹便“轰”的一声被引爆了。这次爆炸，当场炸死三人，吴樾即为其中之一。
慈禧太后闻讯后，急忙召见了受伤的大臣们，大加抚慰。接见时，老太后面对大臣，也不免凄然泪下，谓如今世事之艰难。而正阳门车站刺杀事件发生后，仇满排满之风日盛，京城中也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说革命党人即将在城中造反，炸弹已经运进城中，即将进攻紫禁城云云。谣言之下，满人被吓得一惊一咋的，满族亲贵们的王公官邸特别是万寿山附近的都纷纷加强了戒备，大臣们出门也是时刻提防，免得有人向轿中扔炸弹。
在恐慌气氛下，就连慈禧太后都有点慌了手脚。据说清朝宫中挖有地道可以通往外面，里面有室有户，有床有凳，有椅有灯，如遇到紧急情况，皇帝往往带领众多嫔妃和皇子躲进地道。地道外面则有一个最忠实的太监，给里面的人报打拿（满语“平安”的意思）。吴樾炸弹事件后的几天里，慈禧太后也不时的带着光绪帝和后妃躲进地道中，俨然已是惊弓之鸟矣。
不过，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评价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出了这个事情后，清廷主张缓行出洋考察。地方上听到这个消息大为不满，纷纷致电清廷，强调“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考察大臣之一的端方态度更为积极，他上奏朝廷说各国均有来电，对中国考察团表示欢迎已做了妥善的接待安排，如果我们因为一颗炸弹就取消出洋考察的话，恐怕会被外人笑话。而当时的考察大臣中，由于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床上养伤。当时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害怕不敢去了。绍英听后非常气愤，说：“如果我死而宪法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于是他也上奏请求继续派大臣出洋考察。
而在这时，战败的俄国也宣布要推行宪政。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并开始着手实行政治改革。当时驻俄大臣胡惟德及时的将此一情况通报清廷说：“俄国现已公布立宪……亟宜立定宪法，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国侵害。”俄国公布立宪这事对国人震动很大，也令国人更加的焦灼，唯恐落在俄国人的后面。
光绪和慈禧太后得此消息后，态度又发生转变，随后便召见载泽，询问何时可以再次出洋。几天后，报纸上便登载新闻说载泽伤愈，并已向光绪销假请安。10月底，光绪和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表明考察政治是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而此时的俄国人脚步更快。11月2日，俄皇宣布立宪。11月6日，沙皇又下诏释放所有政治犯。唯恐落在他人之后的清廷也急起直追，于11月18日谕令政务处先筹定宪法大纲，11月25日又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作为领导立宪改革的专门机构，从事各国宪政的研究，并向朝廷提供宪政改革方面的建议。
可惜的是，虽然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但国人当时对宪政几乎一无所知，没有考察，何来的考察政治馆？于是在当年12月，清廷决定再次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由于绍英受伤未愈、徐世昌另有任用，后来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替换。这次出行和上次的计划一样，仍旧是分两路进行考察。
回头想想，五大臣也是出师不利，未出国门先挨炸，中国的事情，即便是好事，有时候的确不好办哪。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炸弹袭击事件，第二次大臣出洋考察决定分批出发，低调出行。
1905年12月7日，迎着凛冽的寒风，端方和戴鸿慈带领首批考察团（以下简称戴端团）进入正阳门火车站。鉴于上次的教训，“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为了保护考察团人员的安全，当时车站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护措施，巡警们也在车站外来回巡逻，闲杂人等不得进入车站内。
这一天，戴端团的成员大都一大早就起身，他们在各自家中的祖宗牌位前祭拜后便陆续出发，来到正阳门车站会合。中午时分，考察团的成员都已到齐，当时也不像第一次有大量的人前来送行，整个登车过程都在静悄悄的气氛中进行。不过，令他们放心的是，从北京到天津，沿途早由袁世凯派兵精心保护，周密布置，倒也没出什么乱子。
戴端团乘火车到了天津后，随后又转到秦皇岛，由从德国购买回来的“海圻”号军舰护送前往上海。不过数日，“海圻”号便到了上海的吴淞口，考察团在上海稍做休息，人员也有所增加，最后计有正式团员33人，各省选派考察人员4人，赴美留学生11人（一说8人），听差2人，杂役4人（因为辫子的缘故，考察团还特意带了一名剃头匠，也算是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