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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真的如此吗？很可惜的是，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但革命之后的中国，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一个又一个主义，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最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章太炎从革命家到国学大师的回归，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张朋园先生曾在其著作《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这个判断形容晚清的最后十年可谓十分贴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真实。
那清廷为什么要推行新政和立宪呢，难道是一时的头脑糊涂？
大多数人认为，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和立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愚弄百姓，正如她自己所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但是，孽种一旦诞生便自行滋长，新政和立宪措施施行后，民众的政治参与便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一手掌控的。
这最终的结果便导致了一个两难困境。新政启动之后，清廷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更是自寻死路，加速死亡。如此一来，清廷既没有勇气继续推行宪政，又无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宪的结果反而是引火烧身后的双重煎熬，最终被由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这种结果，不仅仅是清廷难以解开的死结，也是历史上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噩梦。
马勇先生在其著作《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提出，“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是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的共识，而且要有一个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
但是，在一百年前那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国民素质的提升不是朝夕之事，共识更是无从谈起。与此相对应的是，反是四种“对立”格外醒目，这便是满与汉的对立、渐进与激进的对立、保守与进步的对立及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对立压倒共识，立宪和改良的艰难可想而知。
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清朝建国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也许由此可以推论，假如当时是汉人做皇帝，循序渐进的推行到英国虚君式的君主立宪制，或者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惜的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是，假如我们抛开民族的特性问题来看晚清最后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话，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制度上的革命。事实上，革命并非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充分运用其现有的行政组织手段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话，整个国家、社会和国民都将付出更小的成本。
可叹的是，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使得清廷的权威出现了致命的真空。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上台后，更是让当时的政治局势迅速走向两极化，而载沣本人又严重缺乏驾驭大局的能力和见识。本来前几年新政和立宪措施已经吊起了社会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胃口，各种参政机构如谘议局、资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机构也已经建立，而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亲贵却在失去权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执，其“皇族内阁”的杰作更是把立宪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绝路。正所谓“庸奴误国，荼毒苍生”，诚哉斯言。
被推上绝路的不仅仅是清廷和皇族亲贵，还包括那些为推进宪政而努力的立宪派。虽然立宪派曾在帝国崩溃前的的最后几年中占尽先机，风光一时，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立宪派更是迅速被边缘化而沦为配角，甚至成为了时代所谓的“反动派”，这最终的结果便是“偏师战胜了主流，革命战胜立宪”，历史便是这样的残酷。
不可否认的是，革命在推翻皇权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威，而一旦权威被破，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为手段并需要付出千万国民头颅的代价。可叹的是，当革命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这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暴力和血腥中沉沦。
固然，革命党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严复曾称革命后的时期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这种制度的混乱和失范，给国家、社会和国民，带来的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伤害，这在后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即小农经济转向工业社会未完成前），强行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够实现。这就象推翻了一个皇帝便以为革命成功一样，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那也只是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权力掌握者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立宪主张再精致、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徒具其表的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国要脱去那沉积千年的厚重外壳，其痛苦的嬗变何尝不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煎熬。客观的说，清末新政和立宪本已经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将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大转型，无疑是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未必会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反对派的百般阻挠、清廷的矛盾犹豫和革命的风起云涌，终于让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随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经带来无限希望的清末新政和宪政改革。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是为《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序。
本书主要观点：1、暴力革命不能带来国民幸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2、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中沉沦。
3、当权者要善于积极的妥协，民众要学习有风度的对抗，这才是国民幸福的源泉。
也许是因为战争的缘故，18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早。在这个令人迷醉的季节里，各省的举人们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前途命运有重大决定意义的全国性会试。考试结束后，在临发榜的紧张气氛里，似乎又弥漫着另外一种不安和躁动。
当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清晨，都察院外聚集了一群读书人，他们手里拿着状子，正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不一会，路的另一头又来了一拨同样是文质彬彬的书生，这群人似乎彼此相识，见面后他们相互作揖问候，领头的两个人则上前低声商议了几句，随后便向自己的队伍一招手，带着这群读书人往都察院的大门走去。
原来，这两拨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前来参加会试的各省举子们。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喊冤的状子，而是给当今皇上的“万言书”，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由此，中国历史上这场近代意义的“学潮”，继十二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当时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后，在甲午战败与中日谈判的非常时期，爆发了。
这场政治狂飙的发起人，是当时人称“康圣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师徒两人得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签订后，他们心急如焚，决心发动各省举人向朝廷联名上书，并提出“拒和、迁都、再战”三点要求。在师傅的指挥下，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陈，而湖南等省的举人们听说后也不甘落后，也积极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再说那些都察院的大人们收到举子们的上书后，都感到十分的惊诧莫名。在大人们的眼里，这些文弱书生不好好的读圣贤书，何以要妄谈国事？何况当时形势所迫，条约将签，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去冒险代为转奏呢？万一事情没弄好，老佛爷一发飚，岂不是误了卿家性命？于是，大人们从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