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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大概经历三个阶段：“你应”、“我要”、“我是”。在孩童时期，我们通过依赖享受幸福，世界好像是为着我们旋转。我们睁开眼睛，世界就向我们奔来。我们闭上眼睛睡觉，世界也就消失了。大人说的话天经地义。从小我们就习惯了“你应这样”、“你应那样”的训导。
后来，我们跌跌撞撞地长大了。对各种各样的“你应”，起初反感而抵抗，可是渐渐地把“你应”转变成了“我应”。进一步把“我应”转变为“我要”。这个主词和动词的转变，显示了一种自主意识。人生就从“你应”过渡到了“我要”。
生活中我们体会到，要获得“我要”的东西，还必须经历一些妥协，还必须不断去准确完成一个个“你应”。当“我要”和“你应”自然地揉和在了一起，成为一个人的习惯，成为一个人的呼吸和饮食，他会形成一系列该不该做的独立判断，渐渐成了周边人认可的“我是”。这其中，有老师传授的东西，有自己摸索的东西，也有环境迫使自己必须做而成为习惯的东西。一系列思维习惯和惯性，性格脾气，爱好追求等形成的判断力，也就是一个人的“见地”了。“见地”可以包含见识（sight）、洞见（insight）与远见（foresight）。
见地不是关于是非、黑白、对错的观念，也没有灌输、强权、“你应”的律条，而是出于尊重和鼓励你的自主、成长和试误的权利，是一种觉察的体验。定见则或多或少是一种律条和不变的规则。
有些人很少习惯“你应”，就直接到了“我要”，而且一下子过渡到“我是”。因为少了“你应”的历练，还没有在“你应”与“我要”之间来回冲浪，也就没有什么判断力。只能是“自以为是”。这种情形多发生在那种家庭状况比较富裕，总有一些从小就听他呼喝的人在为他的任何一个要求忙碌。有些家境虽然清贫，但是父母过于溺爱孩子，不肯让孩子受一丝委屈。于是没有“你应”，“我要”就固化为“我是”。这样的“我是”一旦跟外面的世界接触，就会生发出一系列不适应。不适应带来了郁闷、义愤和无力感。这些东西来得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跟社会格格不入。他不能跟强势人物对敌，对那些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敬畏，却又要发泄，于是返回头找到了溺爱他的父母。甚至动辄鞭打，张嘴就骂。在肆无忌惮之中，体现他强大的“我是”。面对竞争性的社会，无力感和郁闷常使他痛不欲生。这种情绪超出极限，就以自杀来显示一把“我是”。
有些人“我是”来得比较迟。甚至一直到老，就没有脱离“你应”。小时候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听从“你应”，后来从伴侣和单位领导同事那里接受“你应”，再后来从儿女孙辈那里习惯“你应”。他们被环境推着走，从来就没有过“我是一切的根源”的意识。
大多数人的“我是”，经历了“你应”、“我要”这样两个阶段。他们通过正的反的“你应”、“我要”的反复比对，生发出一系列独立的判断，渐渐成了“我是”。有独立判断为基础的“我是”，不是自己的定位，而是周边人对你判断的接受程度。见地带有客观属性。
世界上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个见地。没有通用的见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见地，每个人不同的“当下”有着不同的见地。每个人的人生是不能重复的，但是我们却可以观测体味那些成功人士的“见地”，修正不合时宜的见地。
柳传志与宗庆后：不同见地，不同轨迹
我们看到20多年前每天上班撞钟的柳传志，今天成为驰名中外的企业家。在他的麾下，新人不断涌现。杨元庆、郭为、朱力南、赵令欢、陈国栋、陈绍鹏等等，这些领军人物谈吐视野思维都进入一定的层次。柳传志跳出具体事务，关照着多个产业，而把精专的人物放在了第一线。他则在轻松自在之中，游走于各大论坛，一边宣传着品牌，一边接受着掌声和欢呼。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品牌推广，甚至他自己都成了自信和可靠的品牌。
我们也看到娃哈哈的宗庆后，规模已经几十亿元了，但是依然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长他一个人挑。一个人的世界很孤单。他权力无边，可同时也劳累无边。宗庆后习惯于依靠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到处充斥着的背叛与算计，跟随身边打拼多少年的人都显露出不可信的品质，他们怎么去相信只是奔着功名利禄来的人呢？使得他不得不把一切运作统揽于一身。宗庆后由于自己的判断选择，成了自己能力的奴隶，把自己全面卷进了奋斗之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公司内部人斗，与合作伙伴斗，与达能斗。在战斗中，他感觉到了充实与激情的焕发，他感觉到了力量以及对力量的迫切需要。
同样是第一代企业家，公司成长了，一个是孤家寡人独撑局面，一个则是后进不断挑起大梁。两种轨迹，同样源于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把握。柳传志对人性至察而心通明，始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团队能做什么。他们内在的心态和见地，形成了他们全然不同的判断力。宗庆后对人性至察而心不明。表现出来就是多疑于物，而不通透，没法对人做出正向判断，只好自己独手擎天。而柳传志则没有因为联想历史上个别的争议或背叛而对一般的人性失去信心。对人性的那一抹灵明，使他善于择人任势。他不以人的现有能力框定一个人的潜力，善于把一时看上去还不能独挑大梁的人，培养成可以独挑大梁的高手。
柳传志深知，一个人通过接触世界来提高判断力。为了培养杨元庆与郭为，当年他宁肯牺牲一些企业发展的短期利益，把完整的集团一拆为二，为的是让老虎有一个摔打的空间。他时刻关注老虎的情势，该给翅膀的时候给翅膀，该给权力的时候给权力，该给股权的时候给股权。一个企业成长起来了，一支管理团队也随之成长起来了。公司因此而步入持续经营。
柳传志与宗庆后是同一代人。为什么都是成功的企业家，而生活的势态截然相反？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的出身、人脉还是他们观察和分析世界的基本观念？我更倾向于后者。见地使他们卓而不同。
一如纳斯比特所说，面对同样的现象和机会，不同的见地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对中外企业家的纵横比较之中，我发现那些成就非凡业绩或是功亏一篑的企业家，往往可以追溯到他们的不同见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