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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广和为抄金才来天津，你们不做，我硬要你们做。”于是派出他的爪牙，到有钱人的家里，到银楼强迫买卖，出高价收买黄金，不卖也得卖。可是黄金一到手，另外有人出面来抄。连戴先生顶好的朋友吴幼权（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家里，都被李广和抄了，其他老百姓更不必提了。
天津稽查处办案子，也是别开生面。尤其有关抄金的案子，李广和不劳驾科长股长插手，都由女顾问和他亲自审讯。女顾问是谁？就是他的太太、毛局长的情妇刘秋芳。刘秋芳心狠手辣，真够得上女中豺狼，甚么刑法都能用。
陈司令觉得李广和夫妇比土匪还凶狠，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无法无天，如何得了，于是，把李广和关起来，非枪毙不可。毛局长赶紧给陈司令电报，说李广和是保密局的人，应当移到保密局办理。陈司令以为像李广和这样罪大恶极，非就地正法，不能平民愤，不准毛局长的要求。
到底陈司令没有毛局长的神通广大，斗不过毛局长。很快毛局长派他的军法处长李希成拿上总统的手令，提解李广和到南京，陈长捷再硬也硬不起来了，只好让李希成把人提走。
李广和到达南京，不经过司法程序，就自由了。陈长捷不服气，傅作义也不服气，他们认为南京没有是非公道。据说傅作义投匪，这是最大的原因。
要我主持北平警局
北平市政府预定七月一日改组，由河北省议会议长刘瑶章接任市长。六月下旬一天下午，刘瑶章来什锦花园看我，我不在家，他留下一张名片。我们过去没有往来，他是新贵，为甚么要找我？晚上我去看他。
“我这个人不会客套，”刘瑶章让坐以后，对我说：“昨天傅先生找我去谈话，现在我把傅先生所说的话，一字不漏的告诉你，傅先生说：‘新的北平市政府需要一位好的警察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保密局北平负责人乔家才。你不要误会，虽然他和我是同乡，并不是我的人。他在绥远和我作对，骂我、反对我。不过这个人廉洁，肯吃苦，有办法，敢作敢为。现在北平市，正需要这种人才，你去和他接头吧！’这就是傅先生对我说的话，我非常赞成，你赶紧去见傅先生，他有话当面交代你。”
当时北平学生受共产党操纵，到处闹事，正向市议会请愿，包围了市议会，警察局长汤永咸也和市议会起冲突，不能再干下去，已经向傅总司令辞职。我去见傅总司令的时候，正是汤永咸提出辞呈的第二天。
“刘市长看到你吗？”傅总司令看见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赶紧问我，接着说：“汤永咸和市议会闹翻了，不能再干，你马上到警察局接事。我向中央保荐，不会有问题的。”
“报告总司令！”警政总署由唐乃建先生负责，再由傅总司令推荐，我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绝对不会有问题。问题是北平市已经非常危险，我不愿意干。我说：“汤局长虽然干不下去，可是警察局还有副局长白世维，现在可以由白副局长暂行代理。至于我个人是否胜任，还得请总司令再考虑考虑。我觉得，一个特别市的警察局局长，在未奉到中央命令以前，先行接事，好象不太妥当。”
就当时整个国家的形势来讲，抗战胜利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接收变成劫收，贪污腐化，政治风气败坏到极点。马歇尔来华进行和谈，使共产党武力日益坐大，国军的士气，早被编遣下来的军官到中山陵哭陵哭垮了。北平城里异常复杂，难民和学生团体被共产党渗透掌握，危机四伏，这个警察局长绝对不能干。从剿总回到办公室，立刻向毛局长去电，报告傅总司令接见我的经过。说明我干不了这个警察局局长，请他提出人选，以便向傅总司令推荐。
两三天以后，是六月二十五六吧？毛局长忽然来到北平。大概是怕我干上警察局长，不好收拾，赶紧来阻止吧？他这次来北平，一切安排和行动，都避开北平站，不让我知道，很明显的是来收拾我们的，我和汉三兄约张永铭兄来弓弦胡同商谈，请他问问傅总司令，能不能对我们负责，他是剿总的军法处长，又是中统局北平负责人之一。我们不得已向人家求助，内心非常悲痛。
“绝对没有问题，傅先生会对你们负责的。”张永铭兄为人非常诚实，和我们私交很不差，我们很信任他。当时傅总司令主持华北剿匪事宜，中央非常借重他，一言九鼎，保障我们两个人的安全，轻而易举。张永铭兄这样一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五花大绑进入狱牢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毛局长来到北平，和北平站完全隔绝，行动诡秘，不住什锦花园，也不住弓弦胡同，而要住在南池子吴家元的家里。吴家元系张宗昌的兔子，了解北洋政府内幕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一位堂堂政府大员不住过去戴先生住过的房子，而要住兔子窝，真给政府丢脸。这一着，也许是潘其武给他安排的，潘其武的舅舅曾毓隽是吴家元太太的甚么亲戚。临时办公处不用什锦花园，也不用弓弦胡同，而由孙耕南借到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幢房子。可能是督察王蒲臣、稽查处长倪超凡、剿总第二处长史泓和李希成等布置的。六月三十日夜，接到毛局长的通知，七月一日下午八点钟在灯市口开会，商讨某一问题，并要我约马汉三兄来参加。
杜亚坪兄从东北回来，我请他在寓所吃晚饭，吃饭前随便聊天，他对东北的情况很悲观，他又说：“干我们这一行工作，不会有好下场，不被敌人杀死，也会被自家人宰割。所以，我打定主意，不再干了。”
吃完饭，送亚坪兄回北京饭店，路过灯市口，我先下车，到指定的开会地点。这是毛局长的临时办公处，但是没有通知我，我没有来过，今天是第一次来，冷冷静静，气氛很不对。我进了会客室不到五分钟，汉三兄来了，他今天上午才交卸了民政局局长的职务。他一进门，稽查处督察长佟荣功带着七八个人跟进来，一言不发，如狼似虎地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他们敢于这样做，无疑的是奉了毛局长的命令。这样作法、这样态度，比捉汉奸、捉土匪，有过之而无
不及。现在这样对付曾为国家、曾为抗战，冒险犯难，出生入死，工作了十多年的同志，毛局长的良心也够狠、够黑了。戴先生殉职不到两年，他说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就变成这个样子，能不令人寒心，能不为革命一哭吗？
被绑起以后，没有停留多久，分别塞进两部轿车，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的监牢。这所监牢是日本人和汉奸们用来拘押爱国青年的，国大代表王志超、周良辅、樊祖邦就在这儿关过很久。抗战胜利后，成了保密局的监牢，汉三兄主持北
平的肃奸工作，用来拘押汉奸齐燮元、殷汝耕、江亢虎、周作人、川岛芳子等。现在他也进来了，我也跟进，循环报应，这样迅速。
这所监牢本由周端甫兄主持，大概因为他是山西人，怕他和我有关系，对我们客气，才让毛惕园来临时主持。我们到了炮局，不到两分钟，毛惕园满面笑容出来迎接我们。我们没有和他说一句话，革命革到如此地步，还有甚么话可说？毛惕园命令他的手下，解开捆绑我们的绳子，然后把我们分别送进两间牢房。实践了刘秋芳没有当选立法委员，要毛先生干掉马汉三的宣言。我要主持正义、明辨是非，也遭到同一的结果。
牢房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看守陪伴我，坐牢还要看守来陪伴，绝对不是怕我寂寞，大概是因为我太重要了，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景震泰率领陕坝班学生组成的交警十三总队，驻防西郊，负责警戒剿匪总部，怕他们来劫牢，救我出去。第二、也许是怕我因气愤而自杀吧？有人日夜盯着，就绝对没有自杀的机会了。
半夜，我听到铁器打击声，感觉到很神秘、很奇怪。一会儿，打开牢门，让我出去，在过道里，给我钉上脚镣。我才明白，刚才的声音是给汉三兄钉镣的声音。精神很疲倦，好像朦胧睡着了，又听到钉镣的声音，是不是刘玉珠兄也进来了，他们老早就想收拾他。
看守长是北平特警班的学生段建洲，这一夜他进进出出，好象很为我难过似的。第二天周端甫兄来到牢房，相对无语。我自从绑进牢房，已经四大皆空，除了气愤，不再想别的。我看到端甫兄很难过的样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无能为力。他也是过来人，知道坐牢的滋味，他曾任华北督导团的科长，因为李广和私自通敌，跑到敌区，却把他关到西安，无缘无故，坐了半年牢。
七月五六日吧？建洲拿着纸笔，走进牢房，要我给家里写几句话。心想，大概今天晚上要处决了，要我写遗嘱。自从十九岁加入国民党，革了二十多年命，没有死，现在是死的时候了。给妻写几句话，告诉她，我对得起国家，俯仰无愧。唯一难过的，就是对不起她。多少年来，她跟我担惊受怕，现在把家庭的重担压在她的肩上，子女都末成年，我不能再尽教养的责任了。希望她振作精神，勿以我为念。写这封遗书，内心非常惨痛，但是没有眼泪，可能已经干了。手表和钢笔进牢房时已被拿去，嘱建洲一并交给我妻，以留纪念。
乘坐飞机解往南京
自从入牢，到写遗书，六天以来，没有吃东西，并不是绝食，而是气愤地吃不下去。陪我住在牢房里的看守，一再劝我，多少吃一点，不吃支持不下去，他哪里知道，我难以下咽。他说曾听司机说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