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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反，无知的人或许更接近，因为，至少由于他的无知，他变得谦虚，至少他不是自我主义者，至少他能够听听别人，至少，如果佛陀来到镇上，无知的人会去，因为他知道他不知道——会有很多的谦卑。哲学家不可能去，因为他已经知道了！那正是问题：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他却以为他知道。
这在我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如果一个哲学家来了，一个精神病医生来了——一个在某个大学学习心理学、哲学和宗教的人——这几乎是困难的，几乎不可能与他有任何交流。你们可以讨论，但是你们不可能相遇——你们走在平行线上。你们或许看起来很近，因为你们运用同样的词，但是那只是表象。
对逻辑而言，爱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爱需要一种非常勇敢的行动，那个勇敢的行动就是进入未知。逻辑始终是一个胆小鬼，它从来不会进入未知。逻辑说：“首先我必须知道，当那块领地闻名时，我才去。”
在逻辑里面没有风险，爱却是全然的冒险，有时甚至它看上去很傻，对逻辑的头脑来讲，它看上去总是傻傻的：“你在干什么？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就进入了未知？你正在干什么？离开你已经了解的、安全的、保险的地方，毫无必要地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不要放弃你已经得到的，首先你要得到安全。”这就是问题，逻辑说：“首先要知道下一步，只有那时你才能离开现在你正站着的这地方。”那时你永远不会离开这地方，因为你无法知道下一步，除非你到达了。逻辑正是……
我曾经听说，有一次，穆拉·那斯鲁汀想学游泳，他到了一个老师那里，老师说：“跟着我，我要去河里，这不难，你会学会的，这很容易，小孩子也能学会。”
但是，当那斯鲁汀到了岸边，他突然滑了一跤，因为地面泥泞，他摔倒了，于是他变得非常害怕，他跑到离河边最远的一棵树下。老师跟过来，说：“你为什么逃跑？你要去哪里？”
那斯鲁汀说：“现在你听着：首先教我游泳，只有那样我才会走近河边。这多危险！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谁来负责？只有当我学会了游泳，我才会走近河。”
但是，不进入河流，有什么办法能学会游泳呢？
所以，穆拉·那斯鲁汀一直没有学会游泳，这太危险了，这一步太傻了。一个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有逻辑的人，无法进入下一步。逻辑成了一个坟墓，你变得越来越局限，因为生活是危险的。那是无法回避的！它总是要进入未知。河流总是要进入大海，这就是生命的历程：它总是离开已知，进入未知。那就是生命之路！对此你无能为力。如果你要去做，那么恒河应该流向恒果催（Gangotri）因为那是已知的事，不是流向恒戈撒加（GanGaSagar），不是流向海洋。
在非洲的神话中，有一种鸟：名字叫华夫华夫（Woofle－woofle）——非洲的。这种鸟是世界上所有神话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种，只有这种鸟才有那种特征：这种鸟对去哪里并不感兴趣，它只对它从哪里来感兴趣——它因此可以回去。它从来不去什么地方，因为它总是对它从哪里来感兴趣，它对过去感兴趣，那意味着好像你老了，要去子宫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就是人类头脑的功能。
通过逻辑你走向源泉，通过爱你走向最终的开花——层面是不同的。
逻辑问：“谁创造了世界？”它对创世者，对过去，对本来的源泉感兴趣——恒果催，恒河发源于那里。爱从来不问谁创造了世界，它始终在，所以为什么要担心呢？无论是谁创造了ABC都没有关系。谁创造了世界对你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它是不是一个印度教的神、一个婆罗门或者一个基督教的上帝——这有什么关系呢？爱是对最终的开花感兴趣。
爱对佛性感兴趣，爱对我将要发生什么、对我的种子和它将怎样开花感兴趣。记住那个区别：逻辑——总是对已知的、过去的、你已经走过的路感兴趣；爱——总是对未知的、最终的开花、你还没有走过的路感兴趣——不仅仅是没有走过，甚至是你不曾想象过的、连做梦也没有想过的路。
那就是为什么很少会有哲学家来找佛陀，他们是在截然不同的两极上：哲学家走向过去，佛陀进入未来，他们分裂的点或许是相同的，但没有相遇的点。当一个哲学家来到佛陀那里——很少发生，但是每当它发生了——立刻就会有一种蜕变。
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哲学家来找佛陀，这意味着在内在深处，他已经了解到哲学的失败，否则，他为什么要来呢？内在深处，他感觉到逻辑的失败。他通过逻辑，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来了解真理：一直辩论，反对、赞同，赞同、反对，他一直在辩论着、争论着，现在来到了一个点，他知道了全部过程都是无用的那个点，通过逻辑，你不可能知道什么。这个失败给了他世界上可能是最深的谦卑，即使一个无知的人也没有如此谦卑，因为他并没有遭到这样深的失败，他不可能懂得这种失败的痛苦，他并没有被人从山顶扔到山谷。
这个哲学家以为他正是在山顶，突然，他知道他是站在山谷，却梦想着是在山顶。从来都不是在山顶！他从来都不曾进步过一寸，真理还是未知的，他的整个生命成了一种浪费！当有人感觉到这点，突然，自我消失了，人变得谦虚了。除非你是谦虚的，否则你不会来找佛陀，只有谦虚，很深的谦卑才能将你带到佛陀那里。现在你准备学习了，因为你一无所知。
所以有两种类型的无知：平常的无知——当一个人是无知的，但他并不知道他是无知的。当一个哲学家知道他是无知的时候——这就是第二种类型的无知，非常深——他已经意识到他是无知的，他完全知道他是无知的。当知道自身无知时，那就成了智慧的第一步。
所以首先要领悟的：
一天，一个哲学家来找佛陀，向他请教……
在佛陀的时代有很多哲学家。聪明才智从来都没有像那个年代如此真正地开花——不仅是在印度，而且遍及全世界。
佛陀在这里，马哈维亚在这里，还有普拉布达·伽塔延（PrabuddhaKatyayan），一个伟大的逻辑学家，阿济特·克希卡步（Ajitkeshambal），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莫克哈里·戈沙（MakhaliGoshai），一个罕见的智者，商加亚·维勒迪普达（SanjayaVilethiputta）和在比哈尔（Bihar）的其他很多的人，现在他们的名字别人都不很熟悉，因为他们从来都不需要任何追随者。恰好在那个年代，在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个人制造了整个西方的头脑。恰好在那个年代，在中国有孔夫子、老子、庄子、孟子。这看起来正在那个顶峰，在全世界，头脑正在它的顶点。
只存在着三种文化：一种是中国的，另一种是印度的，还有一种是希腊的。只有这三种文化存在着，所有其它的都只是副产品。整个西方都起源于希腊雅典的头脑。整个中国的文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发源于孔夫子和老子的对抗。而在印度，一切优美的都是来源于佛陀、马哈维亚。而这些人只在历史中出现一个片刻。
历史学家们说，历史的变迁就像一只轮子：有一些片刻，聪明才智是在顶峰，有一些片刻，聪明才智趋向底潮。在聪明才智处于顶峰时，就有许多哲学家，特别是在印度，整个国家都是哲学化的。人们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寻找着真理——数以百万的寻道者！
只有当有数百万的寻道者时，那时才会有几个人开悟，因为这就像金字塔一样，一个金字塔底部是非常宽广的，然后，渐渐地缩小到顶点，佛陀只有当数百万人在底部寻求真理时才会存在，否则他不可能存在，没有可能性，他无法站住脚，他会站在哪里呢？他需要成百上千万个寻求者成为基础。
在那些年代里，每个系统都被创造出来了，如此复杂，再复杂的系统都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哲学和宗教史学家们，他们说，在哲学方面，印度在那个年代已经知道了一切——思想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探讨了每一种方法。印度探寻了所有的道路和一切可能性，而每一种可能性都已经被完成了。现在，在那个年代之后，在哲学方面，已经没有新的东西了。如果你以为有什么东西是新的，那么这只意味着你还没有很好地认识印度。在佛陀之后，没有什么是新的了，因为在那个年代，一切都被探寻过，几乎每一种可能性都已完成了。
如果你以为……在西方，很多人开始意识到某样东西，以为他们正在给予某种新的东西，这看上去是新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不知道。现在全部的宝藏都隐藏在巴利语（Pali）、普拉克利特语（Prakrit）和梵语（Sanskrit）中，那些不说和不用的语言。但是思想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例如，当西格蒙·弗洛伊德第一次说：“我觉得有意识的头脑并不是全部的头脑，在意识的深处，有一个潜意识的层面，即使在那个之上，我觉得有一个无意识的层面。”这个思想是一个非常革命的发现，但是在佛陀的时代，这已经知道了。不仅如此，佛陀还谈到更高层面，他谈到头脑有七个层面，这三个就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但还有四个……如果他这三个是对的，那么非常有可能，他也会超越它们，因为他是在正确的轨道上。
然后，荣格提出，在无意识之上，有一个集体无意识——那就是佛陀的第四个层面。现在，整个心理学已经达到了这第四层——这四层佛陀都提到过——但是还有三层，迟早我们会发现它们。
那时，思想、逻辑从来没有这样被赏识过，钻牛角尖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佛陀谈论头脑的七个层面，普拉布达·伽塔延却谈到头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