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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措辞固然很空泛，更不足以表示此项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意义，不过里宾特洛甫在签约仪式上致辞时，却已毫无疑问地表示德国对于双方的合作是存有进一步的希望。里宾特洛甫说：“日本将永远不许共产主义在远东流传。德国正在中欧建造反共的长城。而意大利将在南方升起反共的大旗。”（意大利到1937年11月才正式签约，所谓德意日轴心才终于成立。）
自从“反共公约”签订之后，德日双方的合作关系发展很慢，主要原因有二：（1）德日两国在地理上的距离太远，环境不同，而且双方的接触也比较少；（2）两国各忙于其主要的侵略行动（日本在中国，德国在中欧），所以几乎无暇及此。不过里宾特洛甫却颇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其不断努力之下，终于达成了第一步——即所谓“三国公约”（TripartitePact）——时间已是1940年9月。
此项条约中的第三条曾规定“签约国中任何一国若受现未参加欧洲战争及中日冲突的任何他国攻击时，三国应使用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互相援助”。所以就形式而言是已具备防御性军事同盟的要件。从文字上来看，这里所谓“任何他国”只有两个可能性，即为苏俄或美国。
日本之所以愿意签订此项公约，从表面上看来，当然是以利用德国牵制苏俄为主要目的。但到1940年9月，世界情况已经变得和1936年“反共公约”签订时大不相同，所以在谈判时，德日双方曾达成下述五点协议：（1）双方都不希望美国介入战争；（2）德国不要求日本对英宣战；（3）德意日对美国态度一致；（4）应设法使苏俄参加三国公约，并由德国斡旋日俄合作；（5）德国避免介入美日在东亚的冲突。
从上述协议看来，似乎签约的目的并非想与美国为敌，最多只是想威慑美国，而对苏俄则更有拉拢之意。然则日本对德国究竟又存有一些什么希望呢？从9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的记录中可以找到若干线索，现在就将其节录如下：
参谋总长（杉山元）：日德意加强合作对中国事变的处理影响如何？
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缔结同盟时从对日本立场有利起见，曾向德国说明日本能独立解决中国事变，但我方真意为俟同盟成立后，再设法利用德国以促进中日和平交涉，本人相信可获相当效果。
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本同盟对日俄国交的调整能有何种贡献？
外务大臣：日俄国交的调整对德国也有利，它也希望介入，所以我们想请德国从中斡旋。……
军令部长：关于石油问题，想从苏俄获得补给希望甚微，结果只有向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尼）去争取……海军希望使用和平方式。
外务大臣：在交涉时我曾询问德国特使，现在占领荷兰的德国能否帮助日本解决石油问题，他已面允设法……德国在法国所获石油超过其一年的消费量，苏俄也对德输出大量石油，另外在罗马尼亚也可获大量石油……所以我曾向德国特使要求德国将其石油让一半给日本，他也答称将尽量努力。关于北库页岛石油，也曾委托德国向苏俄斡旋……他的答复为日俄调整国交之后，问题自可迎刃而解。（以上资料来源为服部卓四郎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军事译粹社印行。）
根据这些原始资料可以判断日本所希望者为：（1）结束中日战争；（2）缓和日俄冲突；（3）解决石油问题。今日看来，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过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暗示日本对德国的评价极高，所以它不惜冒与美国冲突的危险来附和德国，甚至于它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也与这种心理因素有很微妙的关系。德国为什么要拉拢日本呢？希特勒在1940年的秋天正在做瓜分大英帝国、重划世界地图的美梦，他的确很愿与苏俄合作，他当时可能有两种想法：（1）利用日本做榜样以引诱苏俄入伙；（2）与日本结盟以威胁苏俄使其就范。所以在三国公约签订之后，里宾特洛甫就立即开始对苏俄的交涉。
里宾特洛甫力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受德国的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对德意日俄四强的势力范围作出的下述概括划分：（1）德国除欧洲外，其所要求的领土以中非洲为中心；（2）意大利所要求者为北非和东北非；（3）日本所要求者为其帝国南面的东亚地区；（4）苏俄所要求者为其国土以南朝印度洋方向的地区。
如果此种计划能实现，则可以使俄国放弃其趋向欧洲、巴尔干、地中海的传统扩张路线，而改向波斯湾和印度洋前进。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德意冲突，另一方面又可以促成其与英国的冲突。这不愧为一石二鸟的妙计。为了加强说服力，里宾特洛甫又用空泛的措辞表示德国将帮助促成日俄互不侵略条约，说服日本承认苏俄在蒙古和中国新疆的势力范围，并完成库页岛的交易。
对于德国而言，可以说是很不幸，苏俄拒绝合作，于是希特勒始决定发动侵俄战役。1941年2月，里宾特洛甫约见日本大使大岛，长谈两国合作的前途。3月底日本外相松冈访问柏林，又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作了几次会淡。希特勒希望日本尽快参加战争，但那却是对英而非对俄。他们告诉松冈，欧洲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英国承认失败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日本若此时攻击新加坡，则一方面可以发挥使英国人相信不必再战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日本在东亚雄心的实现大有裨益。
希特勒始终不告诉松冈德国已准备侵俄。其原因可能有二：（1）像对意大利人一样，他害怕日本人不能保密；（2）他深信德军能迅速击败俄军，根本无须日本的协助，所以只想利用日本牵制英国。当德军于1941年6月22日对苏俄开战时，日本政府不但未接获通知，甚至还是根据同盟社的电报才知道。这对于日本而言可以算是奇耻大辱。其后果有二：（1）就近程而言，一向亲德的松冈外相只好引咎辞职；（2）就远程而言，日本人从此也对德国采取报复行动，所以当他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事先也没有通知德国。
从这里即可看出德日同盟是有名无实。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接着德意日三国于12月11日签订了一项不单独媾和协定，到1942年1月18日，三国军事统帅又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其内容为划分战区范围，及规定作战行动大纲。但前者不过是承认地理的现实，而后者则内容空泛，殊少实质意义。
总而言之，德日之间也像德意之间一样，虽有军事同盟之存在，但并无同盟战略之可言。双方只是互相利用，各有用心，诚如《大东亚战争全史》所评论的：“虽为军事同盟，但旨在获致政略效果，就实质而言，仅为一种政治协定而已。”
英法同盟
概括地说，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关系又可分为两大阶段：（1）是法英同盟的阶段；（2）是美英同盟的阶段。前者时间很短，即自1939年到1940年，而且通常很少为人所注意。后者则从1941年起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可以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战略关系的主体，也是资料最丰富、问题最繁杂的阶段。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之后，法英两国立即开始建立同盟组织，其所采取的模式也就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所曾使用过的旧有模式。在巴黎成立了一个最高战争会议（SupremeWarCouncil），其成员包括两国的总理、外长和常任军事代表（Permanentmilitaryrepresentatives），后者研究军事问题并提供专业性的忠告。两国的军事代表均向其本国的参谋本部负责，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中心。此外，最高战争会议并无执行权，其所作成的决定都必须由两国内阁加以批准然后始能生效。所以尽管有那样崇高的头衔，实际上不过是同盟国的领袖偶尔不定期集会而已，这与后来所谓的“高峰”会议似乎并无太多区别。不过，在伦敦和巴黎又都各有一个常设的联合秘书处，提供连续性的行政支援，不像“高峰”会议那样开完会就了事。
在战区和战场指挥体系中，同盟组织的原则不过是承认某一同盟国在不同地区中的优越地位，以及它所应有的控制权。所以在西线（WesternFront）上联军总司令是由法军总司令兼任，而英国的远征军则接受他的指挥。不过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英军总司令在认为法国人的命令足以使其部队陷于危险时，他有权向其本国政府申诉。事实上，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Gen。Gott）一直都忠实地服从法国人的指挥，不过到了1940年5月西线崩溃时，他就只好独立行动了。中东方面完全由英国的中东战区总司令指挥，但法国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为例外。在地中海区，东地中海由英国海军负责，而西地中海则由法国海军负责。
当联军仓促地发动挪威战役时，其指挥系统是临时拼凑而成的。由于兵力的大部分是由英国提供，所以海陆军的指挥者也都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的同盟战争指挥组织都不过是承认当时各国在某种特定情况中的优越地位而已。
也许在军品采购领域中还有比较有实效的合作。1939年11月，英法两国成立了一个联合采购委员会，会址设在华盛顿，由英国人充任主席，负责协调两国从美国采购大量军品的工作。此外，在伦敦还设立丁一个外交事务的协调委员会，由法国人充任主席，负责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或大使馆的联系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不仅做得很好，而且也替以后美英两国在此同一领域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现在再来看法英同盟的联合战略，1939年4月，也就是战争尚未爆发之前，两国曾在伦敦举行了一次高层的参谋会谈。由双方的军职和文职专家共同草拟了一份文件，并经两国政府批准。这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大战略，而后来美英两国所采取的战略，从最广义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是脱胎于此。该文件建议首先尝试击败意大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