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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实践后，中国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高速增长本身及高速增长所维持的普遍就业），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在后来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 “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注9）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弊病的不断暴露，随着对民主国家真实情况的不断了解，优越性“论证”遭到普遍怀疑，而合法性“确认”渐渐浮上台面。特别是1989年对席卷全国数百城市的民主运动实行武力镇压之后，现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诘问。在这种政权不稳的危机下，除了加强控制，把一切对合法性的挑战遏止于萌芽阶段之外，执政者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惜代价地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 。在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维持默契。于是，8％增长率又成了必须“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经济学家们是深谙个中奥妙的。杨帆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是一个预测数字，到了我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被强化到国内外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已成为我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源泉。”（注10）
经济学家程晓农在接受BBC采访时指出：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以至于掏空了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这是由于“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不是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花钱买稳定'的方针之上，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
因此，说到底，“高速增长”并非一个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政权问题，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令中华民族山河变色的资源与环境代价究竟为何而支付？
为了维持一个政权的统治，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
谁能告诉我，这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生产虚假合法性这种极少数统治者所需要的奢侈品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圆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注释：
（1）王沅、孙承咏：《黑色绿色的岔口》，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
（2）昆明《生态经济》1995年6期，赵营波：《大协调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
（3）香港《新闻周刊》1999年第10期，吉拉特·谢格尔：《中国力量的神话》；1955年GNP占世界总数4。7％这一数字出自《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转引自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第14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4）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9年9～10月号，吉拉特·谢格尔（Gerald Segal，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任）：《中国重要吗？ 》（Does China Matter）；转引自《世界日报》1999年8月29日，孟玄：《西方眼中的中国大陆》。
（5）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转引自香港《动向》1993年5月号，邵冰：《中国的'世界经济大国'梦》。
（6）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杨帆：《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反危机对策》。
（7）转引自《世界日报·周刊》1998年12月6日，王力雄：《中国文化结构的解体与劫数》；并见于许明主编：《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第101页。
（8）纽约《世界日报》1996年9月3日。
（9）《中国经济问题》，1978年第1期。转引自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第14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10）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杨帆：《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反危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