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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母呒陡弊懿茫恢卑参克担骸蹦阌蠥股在手就不要担心啦！“但格雷厄姆还是十分惊慌，她不停地说：”他究竟要怎么样？有人想要同我们竞争董事会名额？“
巴菲特猜想，作为一个执有10％份额的股东，他对公司的影响也许只是轻如鸿毛的。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她——“亲爱的格雷厄姆女士……”——信里他讲述起自己曾经身为《邮报》报童的那些大胆的行为，而且否认自己有任何敌对的意思。她拿着这封信给许多精于此道的朋友们看，他们中有安德烈。梅耶以及芝加哥银行家罗伯特。阿布德等等。每个人都警告她说巴菲特善意的表示也许是个阴谋，并且建议她离他远点儿。
以前格雷厄姆太依赖她的顾问了，如果说这一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按自己的直觉来行事了。她给巴菲特写了封回信，建议两个人见面谈谈。
当格雷厄姆在拜访《洛杉矶时报》时，巴菲特从位于拉古纳海滨的家里开车上来，两人一起度过了被巴菲特称为极其愉快的时光。巴菲特觉察到她的忧虑不安，于是答应她不再买进股票。尽管格雷厄姆对他还很拿不准，她还是邀请他来东部时去看看她的公司。
沃伦和苏茜在这段紧张的时间里住进了距《邮报》仅有一个街区的华盛顿麦迪逊饭店。印刷工人在磨洋工，警察和工会成员们在街上对峙。巴菲特弄到一条黑色的领带，开车送妻子去和格雷厄姆共进午餐。当时，他坐在芭芭拉。布什和简。马斯基的中间，等着格雷厄姆的到来。
但是没有人来。最后汤姆。默菲，大都会公司的主席，同时也是巴菲特的好友，和格雷厄姆一起吃了顿午饭，又建议她邀请巴菲特进入董事会。当格雷厄姆在拉古纳拜访巴菲特时，他还试图取悦于她。他买来一把伞和沙滩椅——这引起了巴菲特家人的一阵骚动，因为没人见过巴菲特下过水。格雷厄姆移过身子来说：“我希望您在某一天能加入董事会。”巴菲特说：“那么，您还在等什么呢？”当巴菲特开车送她回洛杉矶时，她说：“如果您想对我说什么就请尽管说吧，但您要说得婉转些。如果有人冲我大叫大嚷，我倒宁愿去上吊。”巴菲特其实并不需要她说这番话给他听。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为了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们——很少数的一伙，包括格雷厄姆的亲戚、《邮报》的主管以及凯的朋友们——都很担心他，引用《新闻周刊》主管德罗的话来说：
沃伦是个来自奥马哈的外人，他占有公司份额的10％。我们对此的反应是“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他？”这令人觉得害怕，他是第一个自己带着椅子坐到桌子旁边来的人。
巴菲特很清楚这一点。他告诉主管们，作为一项投资，他为什么喜欢《邮报》公司，以及从个人体验来说这份报纸如何能给他一种回家的感觉。和其他新近加入俱乐部的人一样，他所能说的一切不过是能到这儿来，心情无比激动等等。
他签署了对唐。格雷厄姆的委托书 （这使得凯的儿子和继承人有权投伯克希尔的票）——这是他对管理层表示忠心的不寻常的举动。同时，他还书面地宣布希望伯克希尔能“永远”持有它的《邮报》股票——另外一些不过
是借以迷惑现代的投资组合管理者的言辞。巴菲特通过各种方式来暗示自己不仅仅是个投资者，还是一个合伙人，就如同他曾对贝蒂。彼得斯做过的一样。
巴菲特开始频繁地来到华盛顿。在召开董事会会议的前一天晚上，他住在格雷厄姆在佐治顿的富丽堂皇的家里。布拉德利，不再是个乡巴佬，说道：“我们盼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我们从来没有结识过这么有钱的人。”
他似乎被我们迷惑住了，而我们也被他给吓着了。多年来他总是穿着一件兰色的皮夹克，每个人都像是想找这件衣服的碴儿。我想他正是因为这样才总穿着它。董事会会议上，编辑们路过这儿，聊上几个故事，他也会凑凑热闹。他很喜欢参与事情，喜欢我和凯之间随意轻松的关系。有一次我们在打网球，我把她逼到栏杆那里去了。沃伦说：“我实在要对敢于把自己老板逼到栏杆里去的人表示敬意。”他总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极度感染力的热情。
《邮报》的主管们都习惯于把自己当作新闻记者——自认为自己是新闻巨头。巴菲特开始向他们点点滴滴地灌输有关财务方面的知识。有一次，他突然跑进德罗的办公室询问关于《新闻周刊》的事。后来，他开始解释自己对《新闻周刊》特许权有什么样的看法——其中，他运用了与汉堡包连锁店的类比，显得浅显易懂。
“当我听完以后，我对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德罗说，“他好像一股激光束，使你集中到一起。但绝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愚蠢。”
尤其特别的是，巴菲特成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教师。每次他来华盛顿，总会带上一大堆年度报表，然后让她一行一行地阅读它们。有一天，巴菲特送给她一张沃尔特。迪斯尼报告的封底图片，上面画着一个小孩熟睡在婴儿车中。巴菲特在上面注明道：“这就是在读完第20份年度报告之后的你。”
格雷厄姆的有些同事觉得巴菲特在操纵她，但格雷厄姆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义，他并不告诉她要做些什么，而只是给出建议和劝告，他的魅力在于他富于耐心，这似乎是一股吸引她的强大磁力。格雷厄姆愈发了解巴菲特，她也就愈发喜欢他的观点了。
不久以前，巴菲特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邮报》应该买回一大部分自己的股票，格雷厄姆觉得这简直是在发疯。如果一个公司偿还了它的资本，那它怎么能够成长下去呢？巴菲特认为整体的增长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长率，它就像减少了一块比萨饼分出的份数，如果股票可以用低价收回——此时《邮报》股票非常廉价——那每一块饼上的奶酪就会多些。
巴菲特还帮她从数学上攻克了这个问题，在她那佐治顿的堆满书籍的书房里写写画画。
格雷厄姆接受了这些观点，和《邮报》的其他主管谈起这件事情，他们发现她运用了大量的财务术语。她公开引用巴菲特的原话，而某些人则对此极为反感，在回答职员们提出的建议时，她的回答方式让人生气：“有意思——我们去问沃伦吧！”
巴菲特加入董事会一年以后，格雷厄姆决定举行一次罢工。她一直渴望能削减《邮报》印刷室严重超员的现象，并且把控制权从好战的印刷工会手中重新抢过来。有的印刷工人砸坏了工厂，罢工也变得愈发严重起来，（臭名昭著的布告宣布了凯已故的丈夫，费尔枪击了错误的格雷厄姆。）《邮报》
只有依靠不参加罢工的工人出版报纸，而位居第二的《华盛顿之星》则趁机开始挖走它的广告员人才。
格雷厄姆担心《邮报》会在罢工中取胜而在竞争中落后。“我所需要的，”
她说，“是找一个我能完全依赖的人。”此人便是巴菲特。他许诺他将亲自掌管企业，并且在他认为罢工会对《邮报》的特许权造成长远威胁时提醒她——而特许权的存在正是他投资的理由。他不必这样做了，因为4个月后，工会纷纷瓦解，而《邮报》依然保住了领先的地位。
后来时代公司把败下阵来的《华盛顿之星》买了下来，并和《邮报》商议两家联营。它认为联营协议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也可以尽市民的一份美德①使华盛顿保持拥有两家报业 。在时代提出来的方案中，每个公司可以从报业联合得到的收益中取出约定的份额。
巴菲特对此建议坚决反对。在他看来，《邮报》拥有整个华盛顿发行量的66％，而且正处于占领市场的紧要关头，因而没有必要对排行老二的公司妥协。主要由于巴菲特的影响，格雷厄姆的反向建议更为猛烈，遭到了《华盛顿之星》的拒绝。不久以后，《华盛顿之星》破产了——给《邮报》带来了意外的好运。
格雷厄姆几乎每隔一天左右便和巴菲特谈一次，每周能有好几次谈话。
有次格雷厄姆不得不作一个讲座，她觉得十分害怕，于是给奥马哈拨了个电话，巴菲特会立即给她一个深思熟虑的答复——她曾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他说到了结尾部分。我说“什么？——你能再说一遍吗？”他不会这样做。这些话从他嘴里出来是如此之快，简直让你大吃一惊，连他自己都无法再追想得起来。
有一次，当格雷厄姆打电话来时，唐。丹利，巴菲特高中时的弹子球伙伴，正在奥马哈看望巴菲特，格雷厄姆担心《今日美国》会对《邮报》采取行动，巴菲特就极力安慰她。令丹利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她竟然在电话里和他谈了半小时之久。
自从巴菲特在董事会里呆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促使她变得更加自主一些，一次，她让沃伦去华盛顿，参加一项谈判，内容是要把《邮报》在华盛顿的电视台加上一笔现金，换成底特律的一家电视台。
“不行。”巴菲特对她说，“你自己去谈判。”
“那好吧！我们给多少价？”格雷厄姆问道。
“不知道，你自己想，你能想得出来。”
但是实质上，每个重大的决策中都渗透着巴菲特的影响，这尤其是他阻止格雷厄姆参加到传媒资产近乎白热化的投标大战中去。作为一个相对来说的新手，格雷厄姆被那些传媒的高调宣传，比如发展迅速的大都会公司主席，汤姆。默菲，还有似乎要买光一切东西的蒂姆斯。米勒等等人物给吓坏了。
她很想跟着他们出价，但巴菲特不断提醒她还是不要花这笔钱的好。
当肯塔基的出版商巴里。宾厄姆，提出只要格雷厄姆能超过甘里特的投标，就把 《路易斯维尔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