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
当他回到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时候，出于对地下工作的旧功劳的尊敬，曾大力提拔他，他本可以占据重要职位，——但是他不要，而在《真理报》出版社里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职务，后来又担任了一个更小的职务，调到“莫斯科市容设计”托拉斯，在那里做着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走这条躲躲闪闪的路？他含混地回答：“老狗已经养不成套链条的习惯。”
法斯坚科明白已经不可能有所所为，便只求能像个人那样苟全性命。他已经退休领取微薄的养老金（完全不是个人特定养老金，因为那会引人想起他同许多被处决者关系接近）——他本可这样拖到一九五三年。但倒霉的是，他同寓所的一个邻居，整日醉醺醺的放荡作家工·索洛维约夫一起被捕了，因为他喝碎了酒在某处夸口说有手枪。有手枪就足以构成恐怖行为，而这个具有老社会民主党经历的法斯坚科就已然是一个惟妙惟肖的恐怖分子。侦查员现在果然给他铆上恐怖行为，当然，一并捎带上为法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服务等罪名，自然还充当过沙皇保安局的情报员。在一九四五年，吃得饱饱的侦查员，拿着充裕的工资，完全郑重其事地翻阅了各省宪兵局的档案，并写了关于一九0三年秘密工作化名、暗号、接头地点和会议的完全郑重其事的审讯笔录。
老伴儿（他们没有子女）按许可每隔十天给阿纳托里一，伊里奇递送一次她能弄到的食物：一块三百克重的黑面包（它是在集市上买的，每公斤价值一百卢布！）加上十来个煮熟了剥了皮的（在搜查时还被锥子戳穿了的）土豆。看到这些贫乏的——真正是神圣的——食物，不禁使人心肝俱裂。
这就是一个人的正直和怀疑的六十三年所得到的全部报偿。
我们监室里有四张床，中间留下了一条放着桌子的窄过道。但在我进来后过了几天，又给我们添进第五个人，横放了一张床。
新犯人是起床前一小时带进来的，这是最甜蜜的休息脑子的时刻，因此我们中间的三个人都没有抬起头来，只有克拉马连科下了床，想弄到点烟叶子（也许还能给侦查员弄到点材料）。他们开始耳语起来，我们努力不去听他们，但要不把新来者的耳语分别出来是木可能的：它是那么响、惊惶、紧张，甚至接近于号哭，可以明白，一桩不寻常的痛苦进入了我们的监室。新来人问，被枪决的人多吗？我没有转过头去，但终究还是嘘了嘘他们，叫他们声音放低点。
当我们按起床时间一齐跳起来的时候（睡过头有关禁闭室的危险），我们看到了——个将军。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等级标志，甚至没有撕下或拧下的痕迹，也没有领章——但高级料子的制服，柔软的军大衣，还有整个体态和面孔！——不，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将军，标准的将军，甚至必定是一个大将军，而不是什么少将之类。他个子不高，身材结实，躯体很宽，肩膀也宽，脸则相当胖，但这种饱食所致的肥胖，没有赋予他以容易接近的温厚感，而使他具有身份重要、属于高级阶层的特征。他的脸部的前端——诚然，不是脸的上半部而是下半部——是一个叭喇狗式的下颌，这里集中表现着他的毅力、意志和权力欲，这些特性使他刚到中年就已升到了这样的官位。
开始互相介绍，原来泽…夫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年轻，他今年刚要满三十六岁（“如果不被枪毙掉”）。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并不是什么将军，甚至也不是上校，并且根本不是军人，而是个工程师！
工程师？！我正好是在工程界人士的环境里教育出来的，我清楚记得二十年代的工程师：他们的光彩照人的智慧，他们信手拈来无伤大雅的幽默，他们思想的灵活和宽广，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一种工程专业进入另一专业，或者一般地从技术领域转入社会，转入艺术。然后——是有教养的举止、趣味的细腻；没有秽语的条理分明的流畅动听的辞令；一个——稍稍搞点音乐；另一个—一稍稍搞点绘画；他们所有的人的脸上总是带着精神丰富的印记。
从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这个环境的联系，后来就是战争。现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工程师。他是接替被消灭掉的工程师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他有一个优越性是不能否认的：他比那些要强壮得多，实感得多。他保持了结实的肩膀和双手，虽然早就用不到它们了。他摆脱了繁文缛节的束缚，眼色严峻，说话不容争辩，甚至想不到会有反对意见。他的成长过程与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亲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庄稼人。辽尼亚·泽…夫是那些蓬头垢面、愚昧无知的农家孩子中的一个，对于这些孩子的才能的埋没，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为之痛心g他不是个罗蒙诺索夫，也不会自己去进科学院，但却有才能—一如果不是发生了革命的话，他便会去种地，成为一个富裕的农民，因为他是灵活精明的，也许还会成为个小商人。
照苏维埃时代的规矩，他加入了共青团，而这种共青团员的身份。便赶在其他才能的前面，把他从默默无闻中、从下层、从农村拉了出来，像火箭一样带他经过工农速成中学，上升到工业学院。他是一九二九年进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师们成群地赶到古拉格去的时候。迫切需要培养出自己的——有觉悟的、忠诚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摘专业而是掌管生产大权的人，直言之，就是苏维埃实业家。当时是这样的时机，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工业的著名制高点都空在那里。他这一批新人的任务就是要去占领这些制高点。
泽…夫的生活成了一连串向顶峰上升的成功的链条。这是精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时国内战争已经不是使用“塔强卡”，而是使用警犬来进行了，那时，成群结队的快要饿死的人挣扎着走向铁路车站，希望坐车到“长粮食”的城市去，但是不让他们买票，他们也没有本事上车——这些穿着农民上衣和树皮鞋的饥民乖乖地倒毙在车站的栅栏下，——一这时候泽一夫不仅不知道城里人吃的面包是凭证配给的，而且还拿着九十卢布的大学生助学金（当时粗活工人所得是六十卢布）。对于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的农村，他是无动于衷的。他的生活已经在这里，在胜利者和领导人中间扎下根了。
他没有来得及当普通的工长：马上就有几十个工程师、几千名工人归他指挥，他当了莫斯科郊区大建筑工程的总工程师。从战争一开始他当然就有免服兵役证明。他同自己的总管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图，在这里掌管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只不过现今在他手下干活的是犯人。这些灰溜溜的小人物的样子很少使他感兴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对于他所奔赴的灿烂前程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完成计划的数字，泽…夫只须指定项目、宿营地点、工地主任就够了——他们会自己想办法完成定额；至于每天的工作时间、口粮标准——这些细节他是不去深究的。
在大后方度过的战争年代是泽…夫生活中最好的时光。战争有一个悠久和普遍的特性：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极上，另一极上释放出的欢乐越多。泽一夫不仅有叭喇狗的下颌，而且还有敏捷的办事才干。他立即熟练地适应了国民经济的新的战时节律：一切为了胜利，管他工人死活，战争会把一切都勾销！他只对战争作了一个让步：放弃了西服和领带，为了徐一层保护色，给自己做了一双鞣革马靴，套上了将军制服——就是到这儿来时穿的那身。这样既时髦又大众化，不致引起残废军人的气忿或招来妇女们的责备眼光。
但女人们更经常是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他；她们上他那里去是为了搞点吃的、暖和暖和、寻寻开心。大批大批的钱经过他的手，他的钱包像酒桶一样起着泡沫，十卢布的票子他当成戈比用，几千块钱当成几卢布用。泽…夫不吝惜钱，不攒钱，不记帐。他只对那些经他过手的女人，特别是“开包”的女人，才记帐，这成了他的一种体育活动。他在监室里向我们担保说，在二百九十几的数上被他的逮捕给打断了，很可惜没有达到三百的数字。因为是战争时期，女人是孤独的，而他除了权力和金钱外，还有拉斯普京那种男人的力气，这点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错，他很乐意一桩艳事接一桩艳事讲给大家听，只是我们的耳朵不是为此而敞开的。虽然他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他最近几年急急忙忙把这些女人们抓到手，玩过了就甩掉。好像从盘子里抓虾吃一样，嚼开，吮空，又拿起下一个。
他那么习惯于物体的可塑性，惯于像结实的野猪那样在大地上乱跑！（他在特别激动的时刻在监室里跑起来正像一只强健的野猪，它飞奔起来恐怕连橡树也撞得断吧？）他惯于认为当头头的都是自己人，什么事都好通融、都能脱身、都能遮盖！他忘记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来的嫉妒也就越多。现在他在受侦查时才知道，还从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随便说的一则笑话，已经进了档案跟着他了。以后还添加进了一些告密材料，还有情报员的证明材料（需要带女人上饭店，那里谁会看不见你呢！）。而且还有一条揭发，说他一九四一年没有赶紧离开莫斯科，是为了等德国人来（他好像为了哪个女人确实耽搁了一下）。泽…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经济上的勾当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记考虑还有五十八条。本来这块大石头很久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但他自高自大起来，有次拒绝给某个检察长修造别墅用的建筑材料。这样一来，他的案子便苏醒了，晃动了，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