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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还活着的，只能告诉我们一些鸡毛蒜皮：这里过去是木床，床垫里装的是麦草。还在二十年代，在给窗户戴上笼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顶上都已经涂了白垩。而笼口在一九二三年确确实实就已经有了（我们却一致以为是贝利亚平的事）。对于敲墙打暗号对话，据说这里在二十年代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时还莫名其妙地保存着沙皇监狱的荒唐传统：一个犯人如果不和邻室敲敲打打，那他还有什么可干呢？还有：整个二十年代这里的看守都是拉脱维亚人（有从拉脱维亚步兵中来的，有的不是），送饭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脱维亚女人。
固然是鸡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进这个苏联的主要政治监狱，谢谢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关于布哈林想过很多，我想体会一下当时的情景。然而，有一种感觉，好象我们已经忘乎所以了，把我们关进任何一个省的内部监牢里也够抬举的了。而这个地方——是太大的荣幸。
同我在这里邂逅相遇的人们在一起，是不会感到无聊的。有可以听一听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个有着一双生动的眉毛的小老头（在六十三岁的年纪，他显得完全不像个老头）叫阿纳托里·伊里奇·法斯坚科。他，作为旧俄罗斯监狱传统的保存者和俄国历次革命的活历史，使我们的卢宾卡监室大为生色。他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好似衡量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这样的人不仅在监室中是可贵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这里，在监室里，在一本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关于一九0五年革命的书中，我们就读到了法斯坚科的姓名。法斯坚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以至于现在已经不像是这样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刑期时，还是个年轻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据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释放了。
我们中间谁没有从中学历史课本和《简明教程》中知道并且背得滚瓜烂熟，说这个卑鄙挑衅的“宣言”是对自由的嘲弄，说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呢？但这句俏皮话是骗人的。根据这个宣言，允许一切政治党派的存在，召开了杜马，并且实行了诚实的极端广泛的大赦（至于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据大赦令，无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种，不多不少地释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还留下来继续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诚然，它不是被迫的）则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来继续坐牢。
（他讲的关于那次大赦的情况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监狱的窗上当然还没有任何笼口，因此，在法斯坚科所坐的别洛采尔科夫监狱里，囚犯们可以从窗中自由观看监狱的院子、收进和离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从电讯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们宣布了这个新闻。政治犯开始高兴地大吵大闹起来，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门户，要求典狱长立即释放他们。他们中有人当场挨了拳打脚踢吗？被关进禁闭室了吗？罚禁某个监室阅读书籍或购买东西了吗？根本没有！手足失措的典狱长从一个监室跑到另一个监室说好话：“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要通情达理！我无权根据电讯消息释放你们。我应当从基辅我的上司那里得到直接指示。我请求你们凑合再过上一夜。”——果真把他们蛮横地又扣留了一昼夜……在斯大林的大赦令发布后，如后面还将讲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两三个月，照旧强迫他们干重活，而对此谁也木感到是非法的。）
获得了自由后，法斯坚科和他的同志们当即投入了革命活动。在一九0六年，法斯坚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镣铐和四年流放。头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服刑，那里，在他目睹之下，正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越狱，这次越狱是各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从外面组织的。用炸弹在监狱墙壁上爆破开一个可供一名骑马者出入的缺口，于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谁想出去就出去，只是那些由本党批准越狱的人才能出去，他们事先在监狱中就通过某些看守配备了手枪），蜂拥至缺口处，除了一个以外都逃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指示阿纳托里·法斯坚科不越狱，而是去转移看守的注意力，并制造混乱。
可是在叶尼塞的流放中他没有呆多久。把他所讲的（还有其他幸存者所讲的）情形，和我国革命者曾经成百成百地从流放地逃跑并且更多地是跑到国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为这是那么简单。法斯坚科“逃跑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随随便便离开了流放地点。他到了海参崴，指望通过某个熟人关系在那里坐上轮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于是，他照旧没有身份证，放心地坐火车穿过整个俄罗斯母亲到了乌克兰，在那里成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他又被捕入狱。从外面给他送来了一张别人的护照，于是他便向奥地利边界出发。这个图谋是那么不受威胁，而法斯坚科又是那么不感到自己后面有追捕的气息，以致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疏忽大意：到达了边境并且已经向警察官员交出了护照以后，他突然发现，没有记住自己的新姓名！怎么办呢？旅客约有四十来人，官员已经开始喊姓名了。法斯坚科灵机一动：装成睡觉的样子。他听到，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分发完了，已经有几次喊到马卡罗夫这个姓名，但这时还不能断定马卡罗夫就是他。最后，帝制的保卫者向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礼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说：“马卡罗夫先生！马卡罗夫先生！您的护照，请拿走！”
法斯坚科到了巴黎。他在那里认识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在隆瑞莫的党校里担任了总务工作。同时他学法语，熟悉环境—一这时产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头。在大战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当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国住过。这些国家自由自在的稳定生活使法斯坚科感到吃惊：他得出结论，那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推论出，那里也未必需要这种革命。
而这里，在俄国，却发生了——比预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于是大家都回来了，接着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坚科内心已经感觉不到先前的对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从着那个驱使候鸟迁飞的规律，他仍是回来了。
在法斯坚科之后，他在加拿大的一个熟人—一逃到加拿大并在那里成了富裕农场主的前波将金号水手，随即也回到了祖国。这个波将金号水手卖光了自己的农场和牲口，带着钱，带着一部崭新的拖拉机到了故乡，帮助建设那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他参加了最早的一个公社，交出了拖拉机。这部拖拉机，谁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很快就搞坏了。至于波将金号水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他二十年来所想象的。发号施令的是一些本不应有权发号施令的人；下令做的事，对一个勤勉的农场主来说是荒诞不经的。而且，他身体也瘦了，衣服也穿破了，换成卢布纸币的加拿大金元也所剩无几了。他恳求放他全家出国去。他越过国境时不比当初从“波将金号”上逃出去时富一些。他依然像当年那样作为一名水手横渡了大洋（没有钱买船票），而在加拿大又再次作为一名雇工开始了生活。
法斯坚科身上的许多东西我这时还不能理解。对我说来，他这个人最主要的和最不平常的事情莫过于他本人认识列宁，而他自己回忆起这事来却颇为冷淡（我当时的情绪是这样的：如果监室中某人对法斯坚科只称父名而不同时称名，譬如随随便便说：“伊里奇，今天该你倒马桶吧！”我便激怒、生气，我感到这是一种亵渎行为，而且问题还不仅在于把这句话连在一起说，一般地说，除了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人以外，无论把什么人称为伊里奇，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因为这种缘故，法斯坚科也还不能像他愿意地那样向我说明很多东西。
他明明白白地对我说：“不要给自己制造偶像！”而我却不理解。
看到我那种兴奋情绪，他执意地反复对我说：“你是个搞数学的。你不该忘了笛卡儿的话：‘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一切？”——一这怎么行呢？总不能是一切吧！我觉得我本来就已经怀疑得够了，够多了！
他还说：“老政治苦役犯几乎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我是属于最后的几个人。老政治苦役犯全被消灭了。早在三十年代就解散了我们的协会。”“为什么呢？”“为了使我们不能聚会，不能讨论。”虽然这些用平静的语调说出来的普通的言词本应具有感天动地的力量，而我却把它们理解为斯大林的又一被暴行。沉重的事实，但是——没有根源。
我们耳朵听到的东西并不能都进入意识，这是毫无疑问的。太不合乎我们情绪的东西就会消失——或是在听的时候，或是在听了以后，但总是会消失。虽然我对法斯坚科所讲的许多故事记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议论在我的记忆中却模糊不清。他告诉我一些书名，恳切地劝我出去以后找来读读。他自己因为年龄和健康的缘故已经不指望活着出去了，希望我将来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满意了。当时不可能做记录，要凭脑子记，可是监狱生活中要记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当时口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记住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我当时很推崇高尔基！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