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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的脑海里忽然来了诗兴，浮现出几句讽刺诗，虽然稍嫌长些：
铁匠的大锤忽地挖起，
把我脆弱的命运砸成烂泥。
要我签名，我只好挥笔：
接受国家保安部公开监督，
永久流放。我都同意！
有阿尔卑斯山、玄武岩、银河系。
有多少星辰闪烁，向人间示意。
我岂敢同它们的永久性相比，
有幸当一名永久的流回，我已满意。
可你这保安部能不能永久呢？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从城里回来了。我把这几行歪诗读给他听。我们两人都笑起来，像孩子，像囚犯，像无罪的人们一样笑起来了。弗·亚·瓦西里耶夫的笑声清脆爽朗，很像斯特拉霍维奇的笑声，而且他们的性格也很相像：两人都深深进入了精神生活，因而肉体的痛苦便再也无法破坏他们的内心平衡。
其实，目前瓦西里耶夫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原来他不是流放到这里的，当然，是“弄错了”。只有伏龙艺市的机关才有权派他到原来工作过的楚伊谷地去工作。本地的水利工程处只负责修建灌溉渠道。水利工程处处长，一个稍有点文化但却十分自傲的哈萨克人，赏赐给这位楚伊引水工程创始人的荣誉是：让他在办公室门外稍候，等处长向区委电话请示之后方才同意接受这位创始人为“见习水利技术员”，就像安排一个刚从中专毕业的小姑娘一样。安排到伏龙芝市去吗？不行！那是另一个共和国。
怎样才能用一句话来描写俄国的全部历史呢？那就是：它是个把一切希望和才华统统扼杀的国家。
但是，这位白发老人总还是感到了几分欣慰。他想：不少科学家了解他，也许将来还会把他调到别处去。他也在表格上签了字，承认自己是永久流放到此地的，如果擅自离开，甘愿被判苦役，坐牢到九十三岁！我帮他把东西拿到大门口，即拿到我一步也不能超过的界限。他就要走出去，去找个善良的人家设法租下一席安身之地了。他甚至示威性地说，有可能的话，就把老伴从莫斯科接到这里来。孩子们？……孩子们不会来的，他们认为不应该放弃莫斯科的住房。还有别的亲属吗？有一个兄弟。但是，这个兄弟的命运是十分不佳的：他是个历史学家，可却没有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竟离开了祖国。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拜占庭史。我们又笑起来了，我们一起替他的兄弟感到遗憾。我们拥抱告别了。就这样，我眼前又闪过去一个杰出的人，他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人不知为什么仍旧天天被关在小屋里，晚间我们挤在粗糙的地板上睡觉，勉强可以伸伸腿，直直腰。这同我八年前开始服刑时住的拘押室完全一样。我们已被释放，可是晚上仍被镇在屋里；告诉我们：如果愿意，可以拿个马桶到屋里来。与监狱不同的只是这些日子再不免费供给伙食了，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钱交给他们到市场去买回东西哈。
过了三个昼夜，总算盼来了真正的押送人员，带卡宾枪的。他们命令我们在领取路费和伙食费的单据上签字。路费立即被押送人员收去。（说是去买火车票，其实，他们一吓唬查票员，就可以免费乘车了，路费落入他们自己腰包，算是“外快”。）我们排成两行，拿着各自的东西走向火车站。我们又走过那条杨树林荫路。鸟儿在歌唱，一片春天的气息。可是才三月二日呀！我们都还穿着棉衣，很热，但都为来到南方而高兴。不说别人，至少在囚犯心目中寒冷是最难熬的。
慢慢爬行的火车又把我们往回头路上拖了整整一天，然后我们在楚站下车，步行了大约十公里。随身带的东西和皮包使我们都出了一身透汗。我们跌跌撞撞地走着，但还是拖着自己的东西。要知道，从劳改营里拿出来的每一块破布都会对我们这可怜的躯体有用！我身上穿着两件棉衣（一件是清点物资时捞到的），还有我那件饱经灾患的军大衣，它在前线和劳改营的地上已经磨得不像样子，但现在我怎么忍心扔掉这件满是灰尘的褐色军大衣呢？
天黑下来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那就是说，今夜又得住在监狱里，住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的监狱。我们早已是自由人，可还老是住监狱，监狱。牢房、硬地板、窥视孔、放风、倒剪手、凉水……一切照旧，只是不发给口粮了：我们是自由人嘛！
早晨开来一辆卡车，昨天的押送人员也来了，他们当然没在营房里过夜。我们还得往草原深处走六十公里。卡车在洼地抛了锚，大家不得不跳下车（从前当因犯的时候没有权力下车），从泥泞中往外推它。我们都用力推，为的是早些走过这是致多少有些变化的路程，尽快到达那永久流放地。押送人员则在周围站成半圆形，“保护”着我们。
草原迅速从车旁掠过。放眼望去，两旁是望不见边际的灰色野草，它又粗又硬，牲口都不能吃。很少看到哈萨克人村庄，它们孤零零的，周围只有几棵树。终于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几棵杨树树梢（哈萨克语“科克切列克”，就是“绿色的杨树”的意思）。
到了！卡车在车臣人和哈萨克人的土坯房中间穿过，扬起满街尘土，招来一群怒气冲冲的狗。拖着小小的四轮车的温顺的小驴急忙闪到一旁。一家院子里的骆驼慢慢地回过头来，隔墙向我们投来轻蔑的一瞥。也有居民，但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妇女，这些不寻常的。被遗忘的妇女。看，那个黝黑的女人站在门口手搭凉棚注视着我们的汽车；看，那里还有三个穿红花连衣裙的正朝这边走来。她们都不是俄罗斯人。“没关系，会找到未婚妻的！”——当过远洋轮船长的四十岁的维·伊·瓦西连科对着我的耳朵喊道。他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时就一直是很顺利的，他管理洗衣房。现在他得到了自由，更可以施展本领，寻找自己的轮船了。
汽车经过区百货商店、茶馆、诊疗所、邮局、区执委、木板墙围起来的区党委会的瓦房和区文化馆的草房，停在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州分局的大门前。我们满身是土，从车上跳下来，走进房前的小花园，大家也顾不得这是在中央大街上，就脱下上衣开始洗脸擦身子。
内务部州分局机关的对面有一所平房，很高，显得有些奇怪：四根多利斯式的圆柱庄严地支撑着房前的假柱廊，柱脚下还有两层光滑的石阶，但是，往房顶上一看——草屋顶却已经发黑了。禁不住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一所学校！十年制中学！但是，讨厌的心脏啊，你慢些跳吧，你先别出声：这学校与你没有关系！
一个卷发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少女穿过中央大街朝那座令人羡慕的学校大门走去。她的短上衣紧紧裹住纤细的腰身，看去象一只黄蜂。她的步态是那么轻盈，甚至令人怀疑她的脚是否踏着地面。她是教员！很年轻，不像是大学毕业的。也许，她是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又读了师专？我真羡慕她！她与我这个壮工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啊！我和她属于不同的阶层，我永远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这时候已有人在替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办手续了。我们依次被叫进安静的办公室。是谁问话？当然是“教父”，是行动特派员！流放地也有行动特派员，他就是这里的首脑人物！
第一次见面非常重要：因为今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个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现在，我跨过他的门坎，我们彼此仔细地审视着对方。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哈萨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面上的礼貌把自己包住，我则用一副傻头傻脑的面孔把自己藏起来。我们双方都明白：我们之间将要进行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对话，诸如，“请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该用什么笔写呢？”之类，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决斗。这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平常就是这样的，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儿。而你这个青铜怪物则应该记住：“对这个人不必特别监视，他会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的，看来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对他有所帮助。”
我应该填写什么？当然，是一张调查表，还有自传。新档案就要从这调查表开始建立，卷宗已经准备好，就放在桌上。今后关于我的告密情和官员们对我的鉴定、评语等将会源源不断补充到这个卷宗里来。等材料积累到大致够立一个新案时，便会从上级来一道命令：立即逮捕（这所房子后面就是监狱的土坯房），再给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张纸呈上去。行动特派员看了一遍，把它装进活页文件夹。
“对不起，您能不能告诉我区教育局在哪儿？”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气地问道。
他也很客气地告诉了我，并没有惊奇地扬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结论：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门不会反对的。（自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囚犯，我不会便到直接去问他：“我可以在教育系统找工作吗？”）
“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到那里去，不由人押送什
他耸了耸肩膀：
“一般地说，今天，你们还得在这……最好不出这个大门。不过，要是为了工作问周，也可以去一趟。”
现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这个伟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后都没有人端着冲锋枪了！我回头看看，确实没有！我高兴的话，可以靠右边的路走，顺着学校的院墙走，院墙内有一口肥猪正在用嘴拱地；高兴的话，也可以沿着左边的路走，那边区教育局的院墙外面正有几只鸡在寻找食物。
我走向区教育局。走过了大约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弯着的腰有点直起来了。走路的姿势也不那么拘谨了。通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