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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微笑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偷窃，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我微笑着，因为我想要并且也许还能稍稍改正一下我们俄国的生活。
然而，这个时候我的箱子却由别人拿着……
我甚至对此并不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塌的脸上两星期来已长满柔软的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求助于押解人员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荣誉，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会理储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如果我们中间的七个人注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个可以被押解人员救出来——那末有什么能妨碍我喊出：
“军士！救我。我是军官！
请看，什么叫做军官，即便他的肩章并不是蓝色的！
如果肩章还是蓝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输了他是军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输了这种想法，即他比别人更受信任，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应当让受侦查人的脑袋夹在两腿中间并在这种状态中把他塞进管道去呢？
干吗不塞呢？……
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于手。要是我在叶吉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帐上了。
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我们准备把欺侮我们的人推进深坑，但我们在坑前停下来，我们张惶了：须知当时是他们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而不是我们，这只是形势所致。
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向我们喝令一声，大概我们也会照办不误！……
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那末，从恶到善也是如此。
社会上关于过去那些非法行为和刑讯的回忆刚一被激发起来，四面八方就有人向我们解释，写东西反对，他们说：那里（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里）也有好人嘛！
他们的“好人”我们是知道的：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向老布尔什维克们咬耳朵说“当心点！”，或者甚至暗中给放上一块夹心面包，而对其余的人则一个挨一个地用脚踢。至于超出党派之见的—一有人性的好人——那里有没有呢？
一般说来那里不会有：那里不要这种人，招收时就留意了的。这样的人自己也想方设法躲掉。谁要误入到那里—一或者是随遇而安，与环境同流合污，或者受它的排挤，给撵走，甚至有自寻短见的。但毕竟—一没有剩下来的吗？
在基什尼奥夫，希波瓦尔尼科夫被捕前一个月，有一个年轻的中尉——国家安全人员上他那里去说：“走吧，走吧，他们要逮捕您！”（自动前来？还是母亲派他来拯救牧师？）在逮捕后，正好赶上也是他去押解维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说：为什么您不离开呀？
或者请看这件事。我部下有一个排长奥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线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了。整个战争有一半时间我与他共用一个小锅，为了不把汤放凉了，在弹雨纷飞下吃过，在两次爆炸的空隙吃过。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心灵那么纯洁，观点丝毫不带偏见，无论军官学校，无论军官职位，都一点也没有把他搞坏。他在许多方面也使我变得温和起来。他当军官只为做一件事：尽力保全手下士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的生命和体力。我从他嘴里头一次知道了农村的现状和集体农庄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激愤，没有抗议，而是随随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面映出树木的枝枝节节一样）。当我被捕入狱时，他极为震惊，尽量把我的战斗鉴定写得好些，并拿去给师长签名。复员以后，他还通过亲属找过我——尽量想帮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与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别！）。我在侦查中怕他们翻我的“战时日记”，主要就是为了他：那里记述着他的故事。——当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复名誉时，很想找到他。我记得他乡下的地址。一次两次给他写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找到了一条线索，他曾在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毕业，从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好极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里的地址给他写信——没有答复。过了几年，《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了。好吧，现在总该有回音了。没有！再过了三年，我请自己的一个雅罗斯拉夫尔的通信者亲自上他那里去一趟，并把信交到他手里。这个都照办了，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好像连《伊凡·杰尼索维奇》都没有读过……”可也是，他们干吗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后的命运呢？……这一次奥夫先尼科夫没法再沉默了，给了个回音：“学院毕业后，他们要我到‘机关’去工作，我当时觉得在那里也能干出一点成绩（什么成绩？……），结果在新的行当里搞得并不很顺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欢，但工作也还算主动，我想大概不至于叫老同志失望吧。（同志情谊！——也算是一条理由！）今后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考虑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没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见面（如果下一页
见了面——我想整个这一章我会写得更好些）。在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当了侦查员，一股脑儿给所有抓起来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这个弯子在他头脑里是怎样转过来的？他的思想是怎样变黑的？但我还记得过去那个泉水一样清澈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小伙子，难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复返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活的萌芽了？
当侦查员戈尔德曼让薇拉·科尔汉耶娃按照刑诉法典第二百0六条的规定签名时，她明白了自己的权利，着手对他们的“宗教集团”全部十七名参加者的案卷详细地研究起来。侦查员心中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拒绝。为了不跟她一起受罪，便把她带到一间大办公室去，那里坐着六七个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起初科尔涅耶娃只是阅看材料，后来不知怎地，也许是工作人员们为了解闷，攀谈起来——这时薇拉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布道（她这人可不简单。这是一个头脑灵活、口才流利的光芒四射的人物，虽然在外面她只是个钳工、饲马员、家庭妇女）。大家凝神屏息地听她讲，偶尔提些问题以便加深理解。这一切，他们都是闻所未闻，出乎意外的。聚了满满一屋子人，别的房间的人也来了。尽管他们不是侦查员，而只是一些打字员、速记员、文件装订员——但总归是他们圈子里的人，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机关啊！我们无法复述她的独白，她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也说到了叛国分子——为什么在农奴制时代的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中没有这种叛国分子呢？那时出这种人才是自然的！但她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说，从前，’你们一切立足于肆无忌惮的贪欲——你们的口号是“抢劫抢来的东西”，那时候教徒对你们当然有妨碍。但是现在你们想搞建设了，要享受今世的快乐了——你们为什么要迫害自己的优秀公民呢？这一类人是你们最可宝贵的材料：因为教徒不需要监督，教徒不会去偷，不会躲避劳动。而你们却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设公正的社会？所以你们一切都搞不成器。为什么你们要亵渎优秀的人们的心灵呢？让教会有真正的分立权，别去碰它，你们不会因此而损失什么！你们是唯物主义者吗？那就依靠发展教育吧——据说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但为什么要抓人？——这时戈尔德曼走了进来，想粗暴地打断说话。但大家冲着他嚷了起来：“你住嘴！……你闭口！……说吧，说吧，妇人！”（怎样称呼她好呢？女公民？同志？所有这些都是禁止的，这是一套陈规陋习造成的难题。妇人！像基督那样来称呼是不会错的）于是薇拉便在自己的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宣讲！！
请看科尔汉耶娃在国家安全机关办公室里的这些听众——为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话能打进他们的心里？
前面说过的捷列霍夫到现在还记得第一个被他判处死刑的人：“很为他惋惜。”能保持这样的记忆说明他总还有点人心吧（而那以后被他判死刑的许多人他已经记不得了，而且也没有给他们记数）。
这是捷列霍夫的一个插曲。当他向我证明赫鲁晓夫统治下司法制度的公正时，使劲用手劈桌面玻璃——在玻璃边缘上划破了手腕。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工作人员进来打了个立正，值班军官给他拿来了碘酒和双氧水。他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把蘸了药水的棉花在划破的地方无可奈何地按了一个来小时：原来他的血不容易凝固。老天爷通过这一点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局限性！—一而他却在审判着，把一个个死刑判决加在别人身上……
“大楼”的监管人员不管怎样冷若冰霜——而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