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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单个囚犯到新地方来的时候，如果他想在这里安身立命，那就只有靠他的运气和厚颜无耻。而那些老有经验的辅助人员（帮手）们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囚犯队里互相磕头碰脑，所以对于作业班长的拳头，对于谁个善于给长官溜须拍马、背地里咬人一口，谁善于搞些“小动作”、逃避劳动等等，都已经彼此有所了解了。在长途押解的路上他们几个星期挤在一个车厢里，在同一些递解站里一起洗澡，他们已经互相领教过了，自然不再抱有过多的自由幻想，只想和和气气地把奴隶的接力棒传过去。因此，他们会互相商量好：到了新劳改营之后怎样攫取关键岗位，怎样把其他劳改营来的帮手们排挤掉。至于那些已经完全屈服于厄运的。只知道劳动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则是商量好到了新地方能组成一个好劳力班子，只盼着能遇上一位让人过得去的作业班长就行了。
所有这些人，不仅彻底忘却了他们每个都是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赋予的灵性和良知，都还有可能争取到极好的境遇，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脊梁骨是可以直起来的，人有权利得到通常的自由，就像谁都有极呼吸空气一样。他们也忘记了，现在他们所有的人，所谓政治犯，已经和自己人在一起了。
不错，他们中间还混有少数刑事犯。
当局对于制止他们的宠儿们的不断逃跑丧失信心了，决定对他们的逃跑适用第五十八条第十四分条，即按照“经济怠工”论处。（因为《刑法典》第八十二条规定，对逃跑者只能加判两年以下的徒刑，可是这些刑事犯们的刑期早已一再加码，有的已经达到几十、几百年了，他们为什么不跑呢？）
总而言之，被送到特种劳改营来的这类刑事犯为数极少，每批犯人中间只有几个人。但是，凭他们那套作风，只有几个人也就足够了，他们就能够在政治犯中间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带着棍子同管理员走在一起（就像在斯帕斯克营里后来被砍死的两个阿塞拜疆人一样），并且帮助看守辅助人员们在“群岛”新开辟的岛屿上确立地位，树起那面卑鄙、肮脏的劳动消灭营的黑旗。
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是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年，一九四九年建立的。这里一切都是按照囚犯和首长们在原先的地方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安排起来的。设有管理员、助理管理员和工棚棚长，他们有的用拳头，有的用小汇报折磨手下的囚犯们。看守的帮手们另住一间工棚，他们可以在那里坐在床上，品着好茶，不慌不忙地决定某些人和某些班的命运。另外，每一个大工棚里（仿效芬兰人工棚的结构）还分出一些小房间来，有些小房间是按照身份让那些受优待的囚犯一人单位或两人合住的．派工员用拳头打，作业班长打嘴巴，看守用鞭子抽。炊事员都是些蛮不讲理的摩尔达维亚人。各营的保管室都被那些“不拘小节”的高加索人掌握了。所有工地上的职务都被一群自封的工程师骗子们抢去了。坐探们按照规矩，肆无忌惮地把小汇报送到行动处去。一年前建立这个营时只有一些帐篷，现在已经有了石砌的监狱。不过这监狱还没有完全盖好，所以住得非常拥挤，以致被宣布要受禁闭处分的人往往要排队等待一两个月，禁闭室才能空出来！（违章行为太多！）新鲜吧？蹲禁闭也要排队！（我也被宣布要关禁闭，但我终于没有等到！）
的确，这一年刑事犯们（说得确切些是所谓“母狗”们，因为他们是甘心担任那些“合法”工作的）已经不那么嚣张了。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些施展不开了：这里没有年轻的刑事犯，没有他们的补充人员，没有人前前后后围着他们转。他们好像也互相配合得不好。在劳改营首长把管理员马格兰介绍给列队欢迎的全营人员时，马格兰还曾勉强装出一副神气样子，可是已经感到信心不足，很快他就不再走运了。
对我们这一批人，也和对其他各批囚犯一样，在接收的当天，从进洗澡房起，就给了个下马威。那天，澡堂的服务员、理发员和派工员都如临大敌。他们联合起来注意看每个对于衣服太破烂、洗澡水太凉、消毒时过分拥挤等等稍稍表示不满的人。他们就是等待着这种不满的表现，好借机大施其淫威呢！因此，一旦有所发现，便几个人一起像群野狗似的故意尖声高叫：“这里可不是古比雪夫递解站！”说着就抡起那养肥了的拳头，没鼻子没脸地打过来。（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赤身裸体的人似乎远远不如穿着衣服的人有自卫能力。如果能在第一次洗澡时就把这批新犯人制服，那他们以后在营里也就老实了。）
曾经幻想到新劳改营后好好辨别一下，再决定“跟着谁走”的那个中学生沃洛佳·格尔舒尼，到营的第一天就被派去加固隔离区：派他去挖一个坑，要立一根柱子安装照明电灯。他体力不佳，没有完成劳动定额、因此，狗腿子，生活动理员巴图林（他已经比以前泄气多了，但还没有完全老实）骂了格尔舒尼一声海贼并朝他脸上打了一拳。格尔舒尼便扔下镐头走开不挖了。他跑到管理员那里，对他说：“把我关起来吧，只要你们的海贼们打人，我就不再干活儿！”（他还不习惯。只被人骂了声“海贼”就受不了啦。）管理员并没有拒绝把他关起来。他接连蹲了两期禁闭，十八天。（他们是这么干的：先按规矩罚你五天或十天禁闭，但是，到期却不放你、等着你表示抗议或开始骂街，这时他们就“合法地”再罚你第二次禁闭。）蹲过禁闭之后，格尔舒尼还“不老实”，又罚他调了两个月的加强管制工棚，也就是说，还是蹲在那个监狱里，不过现在不像在禁闭室了，可以吃到热饭，而且可以按照完成的劳动量领取口粮；他每天必须到石灰厂去干活。格尔舒尼感到自己越陷越深，就想通过卫生所找条出路，因为他还不了解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娅的脾气。他以为只要给卫生所看一看自己的平足，医生就会不让他跑老远的路去石灰厂劳动了。但是，根本没批准他去卫生所，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加强管制工棚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医疗措施。格尔舒尼想：无论如何也得去卫生所。他从前听说过一些表示抗议的办法，于是他就决定派工时不出来站队，只穿一条裤杈躺在铺上。可是，一个外号叫“闪开”的看守（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从前当过水手）和另一个看守科年佐夫却把只穿着一条裤权杈的格尔舒尼从床上拖下来，一直拖到派工地点。看守们拖他，他两手抱住门旁边一块砌墙用的石头，想赖着不走。其实这时格尔舒尼已经同意去石灰厂劳动了，他只是喊；“得让我穿上裤子呀！”但是两个看守只管往前拖。在岗楼前面，四千名囚犯等待着派工。这个瘦弱的孩子不住地叫喊：“你们是盖世太保！法西斯分子户同时拼命挣扎着不让给他戴上手铐。但是，“闪开”和科年佐夫终于把他的头按到地上，把他铐起来了，然后就推着他往前走。他们和营首长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一点都没觉得难为情，倒是格尔舒尼自己很难为情：怎么能穿着裤仅在大庭广众之中走呢！他站住不走！旁边恰好站着一个牵着军犬的翘鼻子哨兵。沃洛佳记得，那个哨兵轻轻地对他说：“喂，你闹个什么劲儿！快站到队里去吧。这个样子能干活吗，在柴火堆旁坐一会儿不就行了吗！”哨兵紧紧拉住自己的军犬，那军犬则拼命想扑向沃洛佳的脖子，因为它看到这男孩子正在反抗戴蓝肩章的人。没有让沃洛佳站队，把他带回去又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两手铐在背后，越来越痛。一个哥萨克人看守却掐住他的脖子，用膝盖撞他的胸脯。后来，把他推倒在地，有一个人待理不理地随便嘟嚷了一句：“给我打！打他个半死！”接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有时踢到太阳穴上，直到格尔舒尼昏死过去。过了一天，他被叫到行动特派员跟前：开始追究他企图采取恐怖行动的“案件”了——因为拖他出来的时候他曾抱住石头。“那是想干什么？”
在另一派工地点有个叫特维尔多赫列布的人也曾经拒绝出工，他甚至宣布了绝食，他说，不能替魔鬼干活！可是有谁把他的罢工和绝食放在眼里呢？！人们把他强拖出去。（不过这次是从普通工棚拖出去的。）被拖走时，特维尔多赫列市的手只要够得着窗子，他便把窗玻璃都打碎。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响彻了我们整个队伍，像是在给看守和派工员数人数的声音作不祥的伴奏。
也是在给我们这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单调而沉重的生活基调作伴奏。
生活就是这种样子。前途看不到一线光明。是的，内务部建立这些劳改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在计划里安排上一线光明嘛！
我们二十五个新来的犯人（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组成了一个作业班，派工员同意从我们中间推举一个班长。我们仍旧推举了帕维尔·巴拉纽克。我们班是老老实实的，能干活。（这些西
乌克兰人刚刚离开尚未集体化的土地，干起活来是用不着督促的，
有时甚至还得要求他们留着点劲儿！）起初我们是被当作壮工使用
的，但我们中间很快就出现了几个砌石头的能手，其他人也开始
向他们学习，不久，我们班就成了一个砌石班。我们彻得很好，领
导注意到了，便把我们调离住房建筑工地，留在营部，不派我们
去给自由工人们盖住房了。后来，有一天，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