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听到过一个劳改营里的笑话。一个被判了刑的乡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长和审判员在法庭上给她取了个“骑警”的外号。（原来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劳改营里蹲一蹲，看一看，就会承认这个笑话是真事。
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五十八条，十年（恐怖行为罪）。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兹纳缅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为了暖脚，扯下一张介绍某个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布告垫在单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负责照看这些布告）发现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动。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招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臂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还得朝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了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条，恐怖行为，十年。
一个海员卖给英国人一个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圆筒里装一根捻子加一块火石），作为纪念品，要了一英镑。损害祖国声誉，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X……”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妮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连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
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在伏尔加拉格里关着多少从图拉省、卡卢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来的不识字的乡下老汉啊！他们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动。要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是画个十字顶数（据洛希林讲述）。
战后和我一起蹲劳改营的有一个魏特卢加人马克西莫夫。他从战争开始就在炮兵部队服役。冬天，政治指导员召集他们讨论《真理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击德寇，使它来春不能再起！》），马克西莫夫也立正发言。他说：“对呀！就是要趁着狂风大雪，趁着他们没有毡靴的时候赶走这些畜牲，尽管我们自己碰巧也只穿着单鞋。不然到了春天他们的技术装备就更不好对付了……”指导员也拍了巴掌，好像没有问题。可是死灭尔施（除奸处）叫了去，“拧”上了八年——“吹捧德军技术装备”。五十八条。（马克西莫夫的文化程度是农村小学一年级。他的儿子，共青团员，从军队来劳改营探望，要求他爸爸：“信里不要把你被捕的事告诉俺娘，就说你现在还在部队，是人家不放。”老婆按“信箱”号码给他写回信说：“你的年龄早超过了，为什么总不放你？”押解队员看这个马克西莫夫总是胡子拉碴、垂头丧气，而且耳朵还有些聋，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写信告诉她，你在部队里提了干，所以人家不让走了。”马克西莫夫又聋又呆，在工地上有人气极了骂他：“你把‘五十八条’的脸都丢净了！”）
孩子们在集体农庄俱乐部里游戏打闹，脊背从墙上蹭下几张什么宣传画。两个年纪大些的依五十八条判了刑（依据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一切罪行均应负刑事责任！）。家长们也没有脱身，说是他们教唆的，指使的。
十六岁的楚瓦什族中学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写错了壁报上的标语。五十八条，五年。
国营农场会计室挂着一张标语：“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乐了！”（斯大林）。不知谁用红铅笔在尾巴上加了一个字母“y”，意思变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乐了！”没有调查作案者，索性把会计室全体人员都捉了进去。
格谢尔·伯恩施坦和他的妻子别夏斯纳娅得到五十八一10，五年，是为了……在家里搞一次招魂会1（侦查员使劲地追问：还有谁和你们一起胡搞，快招出来！可是在劳改营里都传说格谢尔坐车是因为“算命”。——于是杂役们把面包和烟草拿来给他：给我也算个命吧！）
荒唐吗？古怪吗？不可理解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这正是“作为说服手段的镇压”。俗话说；先打鹊雀和乌鸦，到头就能打到白天鹅。挨着个儿打，最后总能打中要找的目标。大规模镇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真正厉害的和隐藏得很深的人，单个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规模的镇任中就会落网和灭亡。
为了给抓捕偶然的或预定的对象找理由，什么样的荒诞无稽的罪名没有罗织出来过！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格涅拉洛夫（斯摩棱斯克省）的罪名是：“因仇恨苏维埃政权而酗酒”（他酗酒是因为和老婆关系不好）。——八年。
伊琳娜·图钦斯卡娅（索弗罗尼茨基“的儿子的未婚妻）走出教堂的时候被捕，罪名是在教堂里“祈祷让斯大林快点死”。（谁能听见她的祈祷？！）——恐怖行为！二十五年。
亚历山大·巴比奇的罪名是：“一九一六年在土耳其陆军中服务时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实际上他是土耳其前线上的俄国志愿兵）。因为附带还指控他于一九四一年有过将破冰船“萨德阔号”。交给德国人的意图（他是在这条船上被逮捕的），所以判决是；枪毙！（改判为十年，在劳改营中死去。）
谢尔盖·斯杰潘诺维奇·费多罗夫，炮兵工程师，罪名是“破坏性地扣压青年工程师的设计”（其实是那些共青团积极分子们没有闲空去完成自己的图纸。然而这个明目张胆的破坏者却时常从克列斯特监狱被拉到各军事工厂去当顾问）。
科学院通讯院土伊格纳托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在列宁格勒被捕，罪名是一九O八年在蔡司工厂工作时被德国情报机关收买，并且领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任务：在最近一次战争（即那一代情报机关所关心的战争）中不要从事间谍活动，而是要在下一次战争中才从事这种活动！因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忠实地为沙皇服务，后来又忠实地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国内唯一的一家光学器械厂（“国立光学器械厂”），被选入科学院。后来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捕获、被清除、被枪毙了。
话又说回来，在大多数场合下并不是非要罗织这些异想天开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简便的标准罪名汇编，侦查员只需要从里面挑选出一两项来，像在信封上贴邮票似地贴上去就是了：
——破坏领袖威信；
——对集体农庄持否定态度；
——对公债持否定态度（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对它持肯定态度呢？）；
——对斯大林宪法持否定态度；
——对党的（当前）措施持否定态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国；
——如此等等。
粘贴这些价值不等的邮票是单调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侦查员只需要接连不断地有牺牲品送来不致浪费时间就行了。搜罗牺牲品是由行动特派员向各地区、各部队、运输部门、学校实行摊派。为了不使行动特派员费脑筋，正好用得上告密制度。
告密是狱外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超级武器、X射线：只要把看不见的一条细细的光束指向敌人，他必然倒下。这办法从不失灵。我不记得这类有关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监狱里听说过很多在清场角逐中利用告密的事例：丈夫用这办法收拾失去他欢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妇，或情妇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妇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种邮票中，侦查员最常用的是第10分条——反革命（现改为反苏）鼓动。如果后代子孙有朝一日读到斯大林时代的侦查和审判案卷，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反苏鼓动者们竟是一些多么不知疲倦的心灵手巧的能人啊！他们搞反苏鼓动可以利用一根缝衣针和一顶破帽子，利用拖净的地板（见下）或者没洗的内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过分带表情或者不带表情的眼神，颅腔里的无声的思想，秘密日记里的词句，谈情说爱的短简，厕所墙壁上的题字。他们在公路上和乡间土路上，在火灾现场上，在集市上，在厨房里，在家里喝茶，在被窝里耳语，都在进行鼓动。只有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鼓动的冲击！
群岛上喜欢说这样一句笑话：刑事法典的条文并不全是大众化的。有人想触犯有关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法律，可惜人家不让他挨边。有人打算毫不犹豫地盗窃公款，可是怎样也混不上出纳员的差事。要杀人至少要有办法弄到一把刀，要私藏武器首先要把它买到，要搞兽奸需要拥有家畜。甚至五十八条本身也并不是这么容易享受到的；如果你不在军中服役，你怎么能依照第1分条之乙去背叛祖国？如果你住在汉特曼西斯克你怎么能依照第4分条去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如果你做的是理发员的工作，如果你连一个你能让它爆炸的最不像样的医用高压锅也没有（一九四八年被捕的化学工程师丘达科夫，“颠覆行动”），你怎么能依照第7分条的规定去破坏国家的工业和交通？
但五十八条的第10分条是很大众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