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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惩戒隔离室里带出来，塞进“马车”，挂上一把大锁，用拖拉机拖到离劳改营三四公里的地方，拉进一道峡谷。有些人在里面叫喊，但是拖拉机搞了钩，把它甩在那里一天一夜。一昼夜之后开锁，把尸体扔出来。暴风雪自然会把它们掩埋的。夏天在临时派遣点上，隔离室有时是在冻土里挖的一个坑（雅库特人在这样的坑里放心地贮存鲜鱼鲜肉）。上面用原木盖顶，如果挖得不深，人在里头挺不直身子，只能弯腰站着，浑身发麻。（自然是不可能坐下的。）
在南方管理局的派出独劳点上，对于未完成定额的惩罚更要简单些：独劳点点长格里戈里耶夫中尉拿着手枪到矿上去——在那儿每天毙掉两三个没完成定额的人（托马斯·斯戈维奥的回忆）。
科雷马管理制度严酷化的外部标志是加拉宁被任命为东北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帕夫洛夫接替原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别尔津当了远北建设局局长。（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症造成的不必要的走马灯。老契卡人员别尔津为什么不能跟他的同伙们一样很好地为新的要求服务呢？难道他会有一丝一毫的手软吗？）
此刻取消了（“五十八条”们的）最后的公休日（一个月有三天，但不正常给，冬天计划完成情况不好时，根本不给），把夏季的工作回延长到十四小时。零下四十五度和五十度被认为是适合于劳动的温度，只是到了零下五十五度以下，才允许将劳动日“报废”。个别长官高兴起来，在零下六十度也有带犯人出去上工的（许多科雷马人根本不记得自己的独立劳改点上有过什么温度计）。在戈尔内金矿上，把拒绝上工者用绳子相到雪橇上（又是对索洛维茨的剽窃），拖到工作面上去。在科雷马还形成了这样的规矩：押解队的任务不仅是看管犯人，而且还要对犯人们完成计划的情况负责，因而不能打瞌睡，必须不停地督促他们干活。
还有坏血病，用不着当官的动手，也可以把人们大批地消灭。
但是这一切还显得太少，还不够制度化，犯人的数量还减少得不够。于是开始了“加拉宁的枪杀”，即直接的屠杀。有时候是在拖拉机马达轰隆声的掩盖下，有时候连这也不用。许多劳改点是以枪杀和万人坑闻名的：奥罗图坎、波利亚尔内泉、斯维斯托普利亚斯、安努施卡等等都是，连杜克恰国营农场也是。但是这方面顶有名的要算左洛基斯蒂金矿（劳改点长是彼得罗夫，行动特派员是泽林科夫和阿尼西莫夫，矿长是巴尔卡洛夫，区内务处处长是布罗夫）和谢尔潘金卡。在左洛基斯蒂，大白天把一些作业班从工作面带出来，当下就一个个地枪毙。（这并不代替夜间的枪决，那事仍然照办不误。）尤格劳改营长尼古拉·安德列维奇·阿格拉诺夫每次到那里去，总喜欢在早晨出工时挑选出一个犯了点什么错误的作业班，命令把它带到一边去，然后亲自用手枪朝这些惊恐万状、挤做一团的人们射击，同时快乐地大喊大叫。尸体不掩埋，到了五月间它们开始腐烂，那时就召集一些还活着的老弱病残把它们埋起来，为此他们可以得到加码的口粮，甚至包括酒精。在谢尔潘金卡，每天在隔离室附近的凉棚下面枪杀三十至五十人。事后用拖拉机挂斗雪橇把尸体拉到山岗后面。拖拉机手、尸体搬运工和掩埋工住在一座单独的棚屋里。加拉宁被枪毙后，他们也都被枪毙了。那里还有另一种技术：把犯人蒙上眼睛带到一个很深的探井旁边，直接朝他的耳朵或者后脑勺开枪。（没有人提到曾有过什么反抗。）谢尔潘金卡后来被闭封了，把那座隔离室以及一切与枪杀有关的显眼的东西都彻底平毁了，连那些探井也都填死了声那时，在没有进行枪杀的那些金矿上，经常当众宣读或者张贴出一些通知，上面用大号字印着姓名，用小号字印着处决的理由：“进行反革命宣传”，“侮辱押解队”，“不完成定额”。
枪杀的工作有时候停顿一阵，因为开采黄金的计划眼看完不成，而他们又不能从结冰的鄂霍茨克海上运来新的犯人。（科诺年科在谢尔潘金卡等待枪毙等了大半年，结果还是活下来了。）
此外，严酷化还表现在添加新刑期方面。梅尔加的加夫里克办理这件事的场面颇为壮观：前面是高举火把（北极的黑夜）的骑士，后面是用绳子牵着走的犯人。他们就是这样前往区内务处（三十公里）去办理新案的判决手续。另一些劳改点的做法完全是例行公事：登记科从卡片柜里把原判的短暂得不合理的刑期届满的那些人挑出来，一次叫来八十至一百人，给每个人再添上十年就算完事（P·B·列茨）。
我实际上是把科雷马排除在本书的范围之外的。科雷马在群岛中等于一个单独的大陆，它有资格得到单独的记述。并且科雷马也是“很走运”的：在那里活下来一个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在那里活下来了叶夫根尼娅·金兹布尔格、O·斯利奥斯贝格、H·苏罗夫采娃、H·格兰金娜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也都写了回忆录。我只允许自己在这里引用几行B·沙拉莫夫关于“加拉宁的枪杀”的描写：
“一连好几个月，白天黑夜，在早晚点名的时候，宣读着数不尽的枪决命令。在宣读每一个命令之前和之后，由普通犯组成的乐队冒着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吹奏庆贺曲。冒烟的汽油火把撕破了黑夜……用卷烟纸打印的命令蒙上了一层霜。宣读命令的什么首长时而用手套掸掉纸页上的雪花，以便认出和喊出下一个被处决者的姓名。”
“群岛”就是这样结束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自然喷，进入了社会主义。
战争的开始使劳改营的头子们受到震动：战局的发展一开头大有导致整个群岛彻底毁灭之势，说不定还会导致雇主们要在雇工们面前承担责任。根据不同劳改营的犯人们的印象，可以判断，事件的这种趋向在主子们中间引起了两种不同的表现：一部分明智一些的或者胆子小一些的放宽了管理制度，说话的口气变得几乎和蔼可亲，特别是在战事失利的几个星期。至于改善伙食或生活待遇，他们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另一部分比较顽固比较狠毒一些的则相反，他们对“五十八条”的待遇变得更加严厉，更加凶猛，好像决心要在这些人获得任何一种释放之前置他们于死地。在大部分劳改营里甚至没有向犯人们宣布战争的开始——这是我们对保密和说谎的难以克服的癖好！只是到了星期一那天，犯人们才从免除看管的犯人和自由人那里听到这件事。即使是安了广播喇叭的地方（乌斯特维姆以及科雷马的许多地方）在我方战事失利的整个期间也把它废置不用了。在前面说过的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突然禁止了给家里写信（但可以收信），亲属们以为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被枪毙了。在某些劳改营里（本能地预感到未来政策的趋向！），开始把“五十八条”与普通犯分开，关进特别的警戒森严的隔离区。在了望塔上架设了机关枪，甚至在队前公开地这样说：“你们在这里是人质！（刺鼻的国内战争时期的气味！这个字眼是多么难以忘记，多么容易回想起来！）——如果斯大林格勒失陷，就把你们统统枪毙。”土著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清询问前方的战况：斯大林格勒是挺着呢还是已经被人家撂倒了？在科雷马，把德国人、波兰人以及“五十八条”当中一些显眼的人物也都集中到这样的特别区。但是他们不久以后就开始（一九四一年八月）慢慢地释放波兰人。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在群岛上的所有地方（一经拆阅了战争动员令）都停止了“五十八条”的释放。甚至有把已获释的人从半道上截回来的。六月二十三日在乌赫塔有一批获释者已经走出了隔离区，正在等火车，忽然一支押解队把他们赶了回去，并且还骂骂咧咧地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仗才打起来的！”卡尔普尼奇六月二十三号早晨接到释放通知书，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走出门房，就被他们把通知书骗回去了；“拿出来看看！”他拿了出来——结果在劳改营里又留了五年。这算是——“留待接获特别指令后办理”。（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许多劳改营里连去登记科询问何时释放都不许。原因是战后有一段时期群岛上人手不够，甚至莫斯科已经批准了释放，而许多地方管理局却发布自己的“特别指令”，阻止劳动力外流。E·M·奥尔洛娃就是这样被阻留在卡尔拉格，母亲临死前也没能赶去见一面。）
从战争一开始（大约也是遵照上面提到的动员令的安排），劳改营伙食定量就减少了。食物本身也一年比一年坏：蔬菜被饲料萝卜代替，代替麦片的是箭笞豌豆和麸子。（科雷马是靠美国供应的，那里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白面包。）但是在重要的生产部门，由于囚犯们体力衰弱而使产量下降的情况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至他们认为还是恢复战前定量比较有利。许多劳改营的生产单位获得了国防订货，这类小厂子的善于经营的厂长们有时候居然能想到办法从副食基地上多给犯人们供应一些食物。有的地方发工资，但按照战时市场上的价格，这点钱（三十卢布）一个月还买不到一公斤土豆。
如果问一个战时的劳改犯：他的最高、最终并且完全达不到的目标是什么？他会回答你：“饱饱地吃上一顿黑面包，死也甘心了。”战争期间在劳改营里埋的死人决不比前线少，只不过是没有受到诗人们的歌颂而已。科莫戈尔在“弱劳力小队”里劳动，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整个冬天都在干这样一种轻活；把两具赤裸的尸体交错着装进四块板钉的棺材匣子，每天装三十匣。（显然是一个靠近城市的劳改营，因此才需要装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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