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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C·阿雷莫夫。然而这个人却能换而不舍，终于有了出息，变成了一个诗人和歌词作家。）劳动营的细胞移动到北德维纳河畔，形成了北德维拉格。它们越过这条河，勇敢地向乌拉尔前进。一九三一年在该地建立北方特种营北乌拉尔分营，不久后变为索利卡姆拉格和北乌拉尔拉格两个独立的劳改营。别列兹尼基劳改营开始了一座大型化学联合企业的建设，当时有许多赞美它的文章。一九二九年夏天，从索洛维茨派出了一支由犯人组成的考察队，在地质学家M·B·鲁辛斯基教授率领下，前往奇比尤河勘探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在那里发现的石油。勘探获得成功，于是在乌赫塔河畔设立了一个劳改营——乌赫塔拉格。但是它也没有静止在原地，它的癌细胞迅速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并吞了伯朝拉河，从而改组为乌赫伯朝拉格。很快它又有了乌赫塔、英塔、伯朝拉和沃尔库塔等地的分营，它们全都是未来的庞大的独立劳改营的基础。
这里也还遗漏了许多。
幅员广袤而交通闭塞的北方边区的开发，要求修筑铁路：从科特拉斯经过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和罗普恰通往沃尔库塔。因而需要新建两个专门修筑铁路的劳改营。其中的北方铁路拉格负责由科特拉斯至伯朝拉河段；伯朝拉格（请不要与搞工业的乌赫伯朝拉格相混！）负责由伯朝拉河至沃尔库塔一段。（诚然，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很长。它的维姆段即由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至罗普恰的一段是一九三八年完工的。铁路全线直到一九四二年末才竣工。）
就这样，几百个中等的和微小的新岛屿升出了冻土带和泰加林的汪洋大海的水面。群岛新的组织系统也在行军途中，在战斗序列中逐步建立起来：劳改营管理局、各劳改营、劳改点（独立劳改点、警备区劳改点、中心劳改点）、劳改地段（也就是“派遣点”和“派遣分点”）。管理局内设处，而奋劳改营内设科：一科——生产科，二科——登记分配科，三科——契卡行动科（又是第三！……）
（这时期的学位论文是这样写的：“对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的个别不守纪律的成员的教育机关的轮廓正提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监狱到教育机构》文集，第四二九页。）真的，阶级没有了，犯罪分子也就没有了。可是你心里好象猛地一惊：这么说，明天到了无阶级社会，就没有人坐牢了吗？……哦，还有个别不守纪律的……原来无阶级社会也少不了班房。）
所以说，群岛的整个北部都是由索洛维茨衍生出来的。但决不是只此一家！在伟大的号召之下，劳动改造营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遍地开花。每一个省都搞起了自己的劳改营。成百万公里的铁丝网不停地延伸，延伸。铁丝交错着，交织着，铁棘刺在公路旁、铁道旁、城市郊区快乐地眨着眼睛。丑陋的劳改营了望塔的尖顶成了我国风光的最可靠的标志，它们没有出现在美术家的画幅里和影片的镜头里，这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偶合而造成的奇怪的结果。
还是国内战争时代的老习惯，修道院的建筑物被加紧地动员起来，以满足劳改营的需要。它们坐落的地点非常符合隔离犯人的要求。托尔若克市鲍里斯格列布修道院变成了一个中转站（现在仍然是），而瓦尔代修道院变成了少年罪犯教养院（与后来的日丹诺夫的别墅隔湖相望）。谢利格尔湖中的斯托尔勒内岛上的尼罗修道院变为一座劳改营。萨罗夫修道院变成了波奇马各劳改营的本部。这样一个个数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在顿巴斯，在伏尔加河的上、中、下游，在乌拉尔的中部和南部，在中亚，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到处都在兴建劳改营。官方宣布，一九三二年劳改农场占地面积在俄罗斯联邦是二十五万三千公顷，在乌克兰是五万六千公顷。以一个农场平均占地一干公顷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光劳改农场——即最次要的和条件最好的劳改营——当时已达到三百处以上（不算全国边缘地区）！
关于按劳改营地点的远近分配犯人的问题，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每次都是正好赶上十月革命的纪念日）的一纸公文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取消了原来的“严格隔离”的办法（因为它妨碍创造性的劳动）。规定凡刑期在三年以下的送往一般（近处的）监禁场所，刑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送往边远地区产因为“五十八条”们从不会得到三年以下，所以全体都涌向了北方和西伯利亚——去进行开发和死亡。
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年代正在少年队的鼓点下齐步走……
群岛上存在着一个顽固的传说，什么“劳改营是弗连克尔发明的。”
我觉得前面几章已经足够有力地驳斥了这种不爱国的甚至侮辱政府的臆造。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但我想，我们还是成功地表明了为镇压和劳动而设立的营地的诞生日期是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们用不着什么弗连克尔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犯人不应该在道德的思索中浪费时间（“苏维埃劳动政策的目的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改过自新”），而应该劳动，同时必须给他们规定非常严峻的、几乎是力所不能及的劳动定额。早在弗连克尔之前他们就已经常常把“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挂在嘴上了（早在艾赫曼斯的时期，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已经是“通过劳动进行消灭”）。
是的，甚至用不着现代的辩证思维过程，也能想得到利用犯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早在一八九0年交通部就决定动用阿穆尔边疆区的流刑和苦役犯人从事修筑铁路的工作。对苦役犯人是简单地强迫，对流刑移民和行政流刑犯则是准予其参加筑路工作，为此可以获得刑期的三分之一或对半的折减（不过他们宁愿采取逃亡的办法把刑期一下子甩掉）。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00年，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滨段劳动的苦役犯有一千五百多人，流刑移民两千五百多人。
但总的说十九世纪俄国苦役地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带强制性，越来越少。到了九十年代，连卡里地方的苦役监狱也变成了单纯关押的场所，不再进行劳动。阿卡图依苦役监狱这时期对劳动的要求也缓和了（雅库博维奇）。所以动用苦役犯修筑贝加尔湖滨铁路勿宁说是一种临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不是又看到了第一部第九章里描写的长期犯监狱里的“两个犄角”或“抛物线”了吗？（第一部第九章）一个是日趋宽大的犄角尖，一个是日趋残酷的犄角尖。
有意义的（当然不会是强制的了）劳动有助于罪犯改过自新，这种思想还在马克思生下来以前就是人frl知道的，上个世纪在俄国监狱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实行过。一度当过监狱管理局长的fi·库尔洛夫介绍说：一九0七年犯人的劳动项目很多；他们的产品价格低廉，这使犯人坐牢的时间产生效益，使他们出狱时能拿到钱并且有了手艺。
可是不管怎么说，弗连克尔还是真的变成了群岛的神经。他是历史如饥似渴地期待和召唤着的走运的活动家之一。在他以前，劳改营好像也存在，但却没有具备那种完美无比的最终的和统一的形式。真正的先知总在最需要他的时刻来临。弗连克尔在群岛上出现，正是在病灶扩散的开始阶段。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连克尔，土耳其犹太人，生于君主坦丁堡。商学院毕业后从事木材贸易。他在马里乌波尔开设了一家公司，很快变成百万富翁，“黑海木材大王”。他拥有自己的部队，甚至在马里乌波尔出版他自己的报纸《一戈比》。该报的任务是中伤和困扰他的竞争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连克尔通过加利波利进行贩运武器的投机生意。一九一六年他预感到在俄国即将发生风暴，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就把资本转移到土耳其，他本人也随之在一九一七年去了君主坦丁堡。
他本来可以继续过他的紧张而甜蜜的商人生活，即不会吃到那些大苦头，也不会变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是某种宿命的力量召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不过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许多决非革命流亡者的国外俄侨纷纷回国，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很热心地但后果险恶地出了力。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弗连克尔在君士坦丁堡的那几年变成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除非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原因，否则很难看出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但以下则是事实：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他来到了苏联，在这里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由他个人出面建立了一个用苏联纸币收购珍宝和黄金的黑市交易所（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全苏外宾商品供应公司的“黄金运动”的开山老祖）。生意人和经纪人都很熟知他的过去，对他信得过，于是黄金便流进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金库。收购的生意做完了，为了表示感谢，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关进了监狱。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然而，不知疲倦和不爱抱怨的弗连克尔还蹲在卢宾卡的时候或者是在押往索洛维茨的途中就向上面打了一个什么报告。显然，当地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以后，就决定对这个生活也进行一番务实的研究。他在一九二七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但是马上和解犯队伍分开，住在修道院界外的一间石屋里，派了一个勤务兵照顾他，准许他在岛上自由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当了经济科长（这是只有自由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并且发表了关于在头三个月内把犯人的体力榨干的著名的论点。一九二八年他已经搬到克姆去住。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收益很大的附属企业。他把僧侣们积攒了几十年如今呆滞在修道院仓库里的皮革运到克姆，把犯人中的皮匠和皮鞋匠集中到那里，制出式样美观的鞋子和皮货运到库兹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