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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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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中。为何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因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假说是,没有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明确界定的数字加上通货膨胀加速或紧缩的特性。当然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想像总需求大幅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你也可以想像需求水准低落,导致工资与价格日益快速地下降。)但是,那个关键性的水准,是取决于历史、制度、心态以及信念,包括对自然失业率的信念。假如该经济体系存在许多组的均衡,那么也可能有许多的“自然”率。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报告自己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时,所选取的题材是经过挑选的,甚至有点支离破碎。例如,我就完全避开著名的双剑桥论争(Two…CambridgeControversr)。那是因为这段插曲,在我看来是所谓看到烟就有火的一个活生生“反”例。在这段论争中,只有烟而没有火。如果,我把这部分向各位做报告,可能就会把话题转到心理学上,而这正是它原先想要治疗的病症。你可能也注意到,我似乎无意提到60年代以后的一些发展,只有谈到最近经济研究的方向时,偶尔会做一些点到为止的评论。这也是我刻意如此的。因为对于当前的思潮或论争,很难冷静旁观,但如果对之太过热衷,可能也不是很公允的。
  那么我就面临在演讲完毕后,如何有尊严地下台的问题了。因此我愿意在演讲即将结束之际,告诉各位有关我对自己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两点看法,特别是在我构思这篇讲稿时所体会到的事情。
  〉〉〉经济学并非科学
  首先,我有个感觉: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这也可以说是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的根源所在。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假如你认为我这是在嘲讽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倾向,那你想得没错。
  这与我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我指的只是我们应采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我在后面还会再谈谈“事实”。
  有一次我曾听到史翠登(Paul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我刚才所说的,似乎较偏袒解决困惑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玉米…猪的循环周期、可分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欧肯法则(Okun’slaw)的一些惯性现象。在我所做的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我个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我们的方法加以建构。
  现在我要谈谈事实。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我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毕竟,对一组时间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要能进步,只有扩大供研究用的事实层面,纳入诸如专家与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和随意的推论、态度调查、制度面的规则性,甚或我们本身的判断等等。我比较赞同的形象是吸尘器,而不是显微镜。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常识或者一般“务实的人”的观点总是对的。其实,务实的人所主张的理论常常错误或空洞。我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不能不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于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
  对经济学这门“忧郁的科学”(DismalScience),我该谈得够多了。一位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飞机洒下的钱(货币理论者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并题上“还不及你想像中忧郁的一半”。我就在此打住。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0)



  罗纳德·科斯(RonaldHase)的演讲
  演讲日期:1994年4月12日
  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才发现讲演题目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析的能力。
  威林(Lars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厂商的本质》(TheNatureoftheFirm),在该文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么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论建构上,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60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未曾预设目标
  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
  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应伯烈特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伍尔夫(VirginiaWoolf)曾说:“1910年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从而导致“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1910年12月。更精确地说,是12月19日下午3点25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懵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与真诚。奈特曾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
  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学校的主管单位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不精。
  〉〉〉阴错阳差选读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尔本中学(KilburnGrammar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做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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