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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模型的起步
40年代末期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真可谓人才济济，这种坚强的阵容，恐怕是后无来者了。在我们这群亲密的工作伙伴里头，先后产生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在下一代的考列斯研究人员——部分在芝加哥大学，部分在耶鲁大学——之中，又产生了两位得主。我们合力专注研究单一的课题——为美国经济建构整体的计量经济模型（继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度尝试），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统计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各种现有的资料。经过4～5年密集的研究之后，这个工作团体的成员陆续散开，展开了新的学术生命。不过我个人日后的研究，仍延续了这项建立总体模型的努力，而许多曾经与我共事的才俊，则分别在不同的经济学分支中一展才能——如库普曼（TjallingKoopmans）在活动分析（ActivityAnalysis）上、阿罗在一般均衡理论上、西蒙（Simon）在决策分析（DecisionAnalysis）上、安德生（Anderson）在统计学上、马尔夏克（JacobMarschak）在组织理论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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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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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尝试整合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与凯恩斯总体经济分析时，我们一直信心十足。面对战后的规划工作，我们觉得整个经济的的福祉正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往后的十年，我们透过模型的建构与运用所获致的成果，远超过当初我们预估战后美国情况时最大胆的梦想。不过我们知道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我们所建构的系统是从考列斯委员的成果演化而成，已成为经济学者标准研究工具组合的一环。这些系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没有完全主导政策的形成，它们在经济预测上位居领导角色，但也并非经济预测领域中独一无二的方法。
芝加哥大学里的科学家，秘密地以编组方式进行比考列斯委员会更重要的研究计划。由于考列斯委员会的主任，正是这群科学家的领导人季拉德（LeoSzilard）的老友，因此，我们与那些科学家交往相当频繁。季拉德这位堪称20世纪最绝顶聪明的人物之一，偶尔也会客串业余经济学家的角色。他曾建构总体经济的室内赛局（ParlorGames），来说明如何透过一项货币管制方案以消除景气循环，也教导我们许多研究的策略，以及如何融合政治与科学。还有一位我们常接触的科学家，是传奇人物冯纽曼（JohnVonNeumann），他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LosAlamos）的途中，常会造访芝加哥，因为当时横贯美国东西部的火车行程，必须在芝加哥换车。另外一位对考列斯委员会的成员有相当深入影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统计者瓦德（AbrahamWald）。
〉〉〉欧洲学术之旅
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养更丰富的国际观。在那一段时光，有些经济学者每个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实地考察，到欧洲更是家常便饭。我也在1947年离开考列斯委员会后，展开了一趟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之旅。当时我刚在渥太华（Ottawa）结束了第一个月加拿大经济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专案后来在加拿大持续了很长时间，造就了一个在加拿大学术界相当活跃的团体，至今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
到欧洲各地的经济与计量经济研究中心造访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从中对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这些主题在美国的蓬勃发展。至于亲眼目睹欧洲从战后的瓦砾中重建，也是相当可贵的经验，并开启了许多迄今仍活跃的专业交流。这些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大战之前，英国的剑桥及伦敦可以说是影响世界经济思潮的重镇，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齐聚那里进行研究。美国则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后，才取而代之，而各国学者也就纷纷来到美国。事实上，许多其他研究领域也是由美国执世界之牛耳，这种现象40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海外历练的那一年，我有机会接触到正宗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就是曾与凯恩斯共事的剑桥学者。我和凯恩斯素昧谋面，但是透过卡恩（Kahn）、罗宾逊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Sraffa），使我对剑桥学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认知。我同时也见到了卡尔多与斯通（Stone）等重要学者。有趣的是，当年我的老师萨缪尔森尚未到过剑桥，但对这些学者却如数家珍。剑桥的人也曾向我提过此事。
我第一次造访欧洲，刚好是萨缪尔森初访欧洲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会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挪威，跟着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弗里希（Frisch，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学习。当时，萨缪尔森刚出版《经济学》一书，受到热烈的佳评。他在欧洲各地访问之际，我也刚好结束了在欧洲一年的研究。
凯恩斯体系中涉及一个问题，即财富对储蓄的影响。这在总体经济学的文献里，就是所谓的庇古效果（PigouEffect），但实质上庇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流动资产（LiquidAssets）而非总财富的观点来考察。当时战争刚结束，民众手上都握有为数不少的流动资产（特别是储蓄公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普遍也极为重要的课题，值得深入探究。
〉〉〉接触调查研究方法
我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加入由伯恩斯（ArthurBurns）所领导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在那里，我先是从事铁路部门生产函数的预估工作，一年后，参加了局里与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urveyResearchCenteroftheUniversityofMichigan）合作的一项专案计划，利用消费者财务调查的资料，以进一步了解储蓄行为，尤其是庇古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研究新趋势，其中之一就是我所从事的计量经济学，特别是总体计量经济学俨然成为主流。至于调查研究方法，则在战时蓬勃发展，用来协助政府规划民间活动而提升战斗力。其中一个主要的团体设于农业部之内，除了和学术界建立联系，并在安娜堡（AnnArbor）密歇根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eforSocialResearch）。我和这些统计学的工作团队共事愉快，而他们跨学科的研究态度，也令我耳目一新。我从中学到许多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调查研究中心，我学到了许多家庭行为（HouseholdBehavior）的知识，以及相关的测量技巧。该项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样的方法，每一项研究的人有数千个。这些研究让我进入了处理大规模资料的领域，借助打孔卡片及电子处理机械来完成工作。电脑在当时已问世，只是几乎还未用到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处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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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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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密歇根大学之后，教了一点计量经济学，而关心的重点仍在调查研究方面。后来，我接到福特基金会（FordFoundation）赞助的经费，因为他们当时基于税负的考虑，有大笔款项可捐给一些大学。经济系的人对如何运用突然收到的经费，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于是，我创办了数量经济研究小组，把一些研究所的学生组合起来，重回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本行——再度展开原先在考列斯委员会的工作。
〉〉〉建立美国经济模型
其中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ArthurGoldberger），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国经济模型，称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Klein…Goldbergermodel）。我们将在考列斯委员会建构的模型加以补充及修正，并导入一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用以定期从事经济预测。
由克拉克（ColinClark）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大胆的统计经济学家之赐，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他在极有影响力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Guardian）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期间逐渐下滑的经济，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衰退。他甚至吓唬大家，我们会遭遇最可怕的经济事件——由于经济情势持续盘旋衰退，终将重演1929年的全面崩溃。
我在重新检视我们的模型对1953年至1954年经济的预测后，得到的结论是，情况不至再像1929年一样。于是，我和戈德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该报，很高兴除了文章大幅刊登出来，还配上一幅劳氏漫书（LowCarton）。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相关估计的运算，当年只有片段零碎地利用到电脑。为了模型求解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花上一二天，借助桌上型计算机以人工计算。密歇根装设了一组大型的数位电脑，我们也开始进行模型自动求解——也可称之为模拟。但是直到我离开密歇根大学之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高涨的年代，我离开了密歇根来到平静而崇尚学术自由的牛津，在统计研究所（InstituteofStatistics）任职，仿效密歇根的调查形式进行英国的储蓄调查。在牛津期间，我又回到模型建构的本行，对象是整个英国。在这里，我认识了日后相交达二十五年的好友博尔（JamesBall）爵士，他曾在牛津上过我讲授的计量经济学，并和我一起发展牛津模型。牛津大学在进一步运用电脑于数量运算上，虽然略有进展，不过还是无法为模型求解。
〉〉〉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1958年我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Pennsylvania）担任教授一职。这里的校长、行政主管及各学院院长，均对学术自由这项严肃课题持尊重的态度，令我深感敬佩。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华顿学院（WhartonSchool）展开教职开始，我又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