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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高温超导体问题，我们知道它一直无路可走，缺乏方向，死气沉沉。然后，突然由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一些研究者发现了新材料，使得超导研究（在70年代末期）一下子成了最热的物理学领域。我想，这就是阿罗说那句话的涵义，你在问卷里引述的那句话：“预测知识生产本身的过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部分地依赖于科学自身的逻辑，而你不可能预先知道这一逻辑，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它的逻辑，你就已经完成了这项研究。
所以，出于这两个理由，一个是，那些模型对经济现实做了相当任意的假设，一个是那些模型没有考虑到知识进步过程的不确定性，我一直对那些模型表示怀疑。
不过我现在要对这些模型说几句正面的话。这些内生增长模型包含了许多好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把经济增长理论当成仅仅讨论经济增长率的理论（汪注：这是许多新增长模型的毛病），而是当成讨论经济增长可能走过的各种不同路径的理论，那么就你从人力资本的生产或者技术知识的生产中所能够学到的任何东西，都将会反过来影响你的经济发展要走的路径。这不是教给我们一些东西吗？其实我在1988年满可以对卢卡斯说……我不能这么说，因为我当时还没有仔细想过他的东西，我会对他说：好吧，如果在人力资本生产中存在关于人力资本的收益递减，那么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将保持为“外生的”。但是这一点不太重要（因为古典增长理论已经说过了），重要的是，即便这是一个收益递减的例子，你也可以从中知道经济增长的路径的形状，增长的速度向稳态收敛的速度，以及对应于各种增长率的生产水平有多高……你可以学到不少这类的东西。所以，研究这类模型还是值得的。我认为新增长理论里有许多好的东西可以做，只是你必须改变一下视角，不要总是想着增长率是怎样被决定的。
顺便说说，我认为这对中国简直太重要了……
汪丁丁：
是的，新增长理论在中国学者里很受重视（汪注：整个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几乎就可以叫做“新增长理论系”）。
索洛：
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稳定。任何关于中国经济的稳态增长率的研究或答案在我看来都不大有成功的希望，而且可以说也不那么重要（汪注：而这恰恰是许多以新增长理论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的核心目标）。重要的是把中国经济的动态过程搞清楚，不要在稳态增长速度上花太多的工夫。
这些就是我对你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了。
汪丁丁：
当然，你的这些回答也与我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问题有关。
索洛：
肯定的，它们有关联。我们会讨论到那些问题的。
汪丁丁：
你的讨论让我想到我在第二个问题里隐晦地问到你的一点，我现在可以把它明确地提出来了。那就是在“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与“人类知识的积累”作为知识存量，这样一个概念之间的重要差异。我在你的那本书（即索洛新著）里发现一个顺便的注释（ABypassingNote）提及人力资本的问题，我记得是在关于经济发展的政策那一章里。但那只是一个顺便的注释，你还没有展开讨论知识存量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能使经济持续增长这一看法，或者，你不同意这一看法？
索洛：
好的。我觉得我们必须区分人力资本与（人类）知识。人力资本指的是技能，至少在我的理解里是如此的，我觉得那是一套技能，也许是智力上的，也许是体力上的，也许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人力资本的发展不能够脱离知识存量，但肯定不同于知识存量。我倾向于认为这两个东西对经济增长而言是不同的投入。曾经增长的有些部分，无疑是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人类技术知识的积累；而增长的另一部分则来自参与生产的人们所积累的技能。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肯定是一件非常非常复杂事情。例如当新知识出现的时候，一些老的技能会失去其价值；而另一些老的技能会重新变得有价值。这是如此复杂，以致我不认为经济学家们能够甚至可能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
…
汪丁丁专访索洛（4）
…
汪丁丁：
是的。这个与知识有关的问题让我可以直接问你我的第三个问题了。你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过社会学和人类学，根据你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广博知识，你……我注意到在你晚近发表的文章里你确实表现出对经济学以外的问题的强烈兴趣。
索洛：
是的。我收到你的信以后，对你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很感兴趣，你那个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尤其是你提到我非常年轻时曾经是珀森斯的学生（所以我的思想体系或许会受到他的功能主义立场的影响）。
我意识到……我不觉得帕森斯在他所谓的“社会系统”上的研究或兴趣对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我当学生时，我也经常怀疑帕森斯的“系统理论”，我觉得那些概念不是很严谨。当他向我们描述社会系统，描述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等，我从来无法搞清楚这些东西在什么地方能够中止而另一些东西可以开始……（汪注：黑格尔说，缺乏规定性的理论不是科学。）我觉得，帕森斯所讲的东西里面非常好，也是我从他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当时我选修他的一门课，他正在讲授专家们的社会行为，他讲述法学专家们，医学专家们，以及学术专家们如何以社会组织的方式行为，他同时也讲授企业组织的社会学。我从那些课程当中学到的东西是：人们的动机，人们各种行为的动机，那是高度复杂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动机，驱使和统治着人们在日常生活，经济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的行为。动机不是心理学的，动机是社会学的。经常我们听到人们讨论经济学假设，总是将人类行为描述为似乎出于心理学因素导致的问题，好像人的大脑或心智是否理性。我觉得那是一个误解。人们如何行为？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人们通常的行为是在社会里的行为，是受到社会规范影响的行为。正如帕森斯强调的那样。人们加入某个专业协会，受到专业协会制定的规范的限制，逐渐接受并将这些规范内化成自动的行为。所以我认为生意人在商场里怎样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心理学无关，他们的行为与他们在生意场里的地位和作用有关，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职能以及与该职能相关的规则在行为，这职能是由社会规定好了的。所以我觉得在研究经理的行为，或医生的行为，或律师的行为时，很重要的是了解社会为这些角色限定了什么样的规则和规范。
这使得我在经济学里……首先，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通常经济学关于自利的人和理性的人的那套说法。因为我认为在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里，生意人就应当去追逐利润，那是他，作为生意人的社会角色的理性的体现。当一位银行家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被假定会对自己的孩子非常慈祥。而当他来到办公室里与你讨论贷款的时候，你绝不应当指望他会对你仁慈，因为那不是社会为他在办公室里规定的角色。所以我对标准的经济学假设比较满意。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对经济学的这些标准假设很不满意，因为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倾向于把这些假设推的太远了，倾向于将这些假设从它们原本适用的经济活动领域推广到那些它们很不适用的经济活动领域。例如在劳动力市场里，在我和洪（汪注：指剑桥教授FrankHahn，索洛与洪教授在1995年发表了他们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批评，见我的问题一）的那本书里，我们对这种将标准假设推广到劳动力市场里的倾向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社会所认可的，规范着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行为的那些准则，看上去与通常的市场，例如银行家的行为相当不同。换句话说，经济学的倾向是把“劳动”当做一项普通的商品来处理。在某些方面，它是的。但在其他的方面，劳动不能被简单地看成商品。
这样，我从社会学里学到的东西是，我理解了，当我们从经济的一些部分转到经济的另一些部分时，随着当时当地社会秩序的不同，人们的行为模式会发生变化，会有所不同。
汪丁丁：
你的看法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也许我应当提出来。那就是，我读你那本书的时候，发现你特别区分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汪注：在1990年以来的新增长理论文献里，这两者是不加区分的，因为1990年《政治经济杂志》“新发展理论”专号已经将经济发展看做是人力资本，技术知识，与有关社会制度的知识的变迁视为新增长模型能够处理的因素了）……
索洛：
是的，我强调了这二者的不同。
汪丁丁：
你说你将只处理经济增长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制度以及人们对各种社会制度的态度。你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这给我印象很深，作为一位MIT经济学家，你对制度问题的重视，这使你非常不同于中国人眼里的MIT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传统上并不对制度这类问题有什么兴趣……
索洛：
这有些……我觉得，你刚才指出的那种（重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在MIT经济学家当中是很典型的看法。我觉得人们很容易从MIT学派——如果有这么个学派的话——较早推行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及其严格的表述方式，就推论MIT的经济学家们……当然，很显然，是萨缪尔森自己在形式化方面做了主要的工作。不过，仅仅因为这群经济学家做了严格的技术分析和使用数学工具，你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认为MIT经济学家们会以一种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