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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栲，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他力主做学问当求“思想”自由与“真理”发扬。后者是最终的目的，前者是实现目的路径。舍自由之路，无法获见真理的光辉。自由是思想的自由，是思考议论的自由，是做学问立题选材的自由。惟自由的学术是求真理的学术，反之无自由的学术或王顾左右不得要领的“学术”，则等而下之。更甚者，则堕落为乡愿国贼的“学术”。学术失去自由，必使学术畸变，必使学术死亡。“思想不自由”宁可去死，此即王国维的根本死因。陈寅恪深受王国维影响，在追求“自由”方面思想一致。然而他们所走的道路不同，王国维以死作最后的诤言，而陈寅恪话下来，在殊死奋争中证实学者的良心。
他诠释自由的意义：这是一种独立的精神，“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什么是独立的精神？其一要点，是“不肯为人忙”。“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他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是故此时期之文章最为“上乘”。
其骈俪之文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庚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以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庚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感情，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之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余英时有《陈寅恪史学三变》一文说：细看陈寅恪，发见其史学经历过三个变化。
第一变为“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研究。从1923年到1932这十年之间，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佛典译本及其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二是唐朝以来，中亚、西北外族与汉族交涉史研究，着手开辟魏晋至隋唐研究领域。这第二变对陈寅恪是至关这样的一个阶段。余英时将其命为“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这时，陈的研究从东方学的立场回到史学的立场。余英时分析促其学术变迁的因素有二：其一是陈与王国维的关系。其二是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中国史学思潮。“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显然，中国史学于现代的落后，也是刺激陈专注史学的一大原因。
余英时接着说：陈的第三变时间是在1949年。陈生命的最后阶段的重要论著是《论再生缘》与《柳如是传别》。这两部作品都以女子为题材。后者是作者10年心血所凝。其写作目的是：以妇女“志节”，反衬民族剧变之际士子变节，反不如“妇妾之道”；同时特为强调“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余英时论云：他不是为史学而史学，而是而是通过史学来坚持自己平生所持的“坚定文化价值”。
概而言之，陈寅恪所追求的学术境界是“独立”，是“自由”，是主体人格的独立，是学术精神的自由。形象地说是“不为人忙”，不为世俗流行的“思想”忙，不为高在云端的精神“指导”者忙，不媚世，不趋俗，傲然独立。
总之，回顾陈寅恪学术与思想，我们看到他是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开创者。虽然与胡适、傅斯年派史学有一定联系，但毕竟原则迥别。
他同意对旧文化要做更新，但于中国传统的情结绝难割舍。他主张吸收西学但不同意以西学代替中学。他论述对西学挑战要能应对。中国已有接受与容纳“西学”（假说佛学是中国文化史上遭遇到的第一个“西学”）的经验，此乃历史上道家与儒教对佛学的吸纳与扬弃。于今之西学，固也可以沿用故法：初以吸纳之，终以扬弃之。
他的态度是明显的：一切的异域之学，纵其初也隆盛，其结果终将如玄奘引进之唯识之学，终无能力进入中国文化主流，“居中国最高之地位”，“亦终归于歇绝者也”。这就是陈寅恪的中国文化建设观。
自然我们还要对陈寅恪自由与独立的学术观做充分的注意。中国文化历来人格、文品并重，陈寅恪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固因其文品也因其人格。他呼吁独立与自由的思想，且能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一杆铁剑满地霜，树独立的人格，出自由的思想，做独立与自由的文章。这是文界至今隆重纪念他的最主要的缘由，也是他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最紧要的精髓。
学术批评网（acriticism）转发 200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