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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家考证，陈寅恪可能是中国人中第一个阅读德文原版《资本论》者。这一年，陈寅恪22岁。许多年后的1953年11月，原为陈寅恪研究生兼助手、时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北大教员汪海В苤泄蒲г涸撼す粲敫痹撼だ钏墓馀汕玻肮阒葜猩酱笱Ф卮偈比卫废到淌诘某乱”狈担腿胃崭粘闪⒌闹锌圃旱诙ㄖ泄攀匪┧ぁ３乱〕硕酝艉＇这一不明事理和冒失举动大为反感外，在亲书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曾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胜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55】对陈氏一贯提倡和坚守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深层意义暂且不表，至少从信中可以看出，陈寅恪作为最早读过《资本论》原文的中国人之一，当不是虚妄孟浪之谈。
第16节：槎浮海外（5）
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陈寅恪脚气病复发，且费用拮据，营养不良，加之国内局势动荡，军阀纷争，城头上的大王旗一日三换，陈三立被迫携家避居上海，陈寅恪也不得不暂时归国。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说，寅恪在游学欧洲期间两次回国，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杂览经史古籍，对史学感到浓厚兴趣。他不但背诵了《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56】翌年春，陈氏脚气病痊愈，再次踏上西行的航船游学海外，先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再游学伦敦。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法学生均遭经济困窘。这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要其回南昌总览留德学生考卷，并许以补江西省留学官费，陈寅恪应召取道回归本土。此番游学欧洲，除期间回国短暂逗留外，前后凡四个年头。
1915年春，陈寅恪于阅卷空隙，赴北京看望长兄陈衡恪。此时陈衡恪已于日本学成归国，在教育部任编辑之职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与美专教授，成为名满天下的大画家，当时的美术界有“北陈南李”之誉。北陈指陈衡恪，南李指李叔同。
陈寅恪此次北上，在陈衡恪的引见下拜访了许多京都名流，并得以与同船赴日留学的周豫才相会。这时的周豫才尚籍籍无名，除了在教育部履行佥事的公职，多数时间在阴沉破旧的绍兴会馆抄写古碑，借此舒解心中的郁闷。那篇承托起他一世英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发表，还要等到三年之后。周豫才所送陈寅恪书、画一事，就是在这段时间。正是这次北上，陈寅恪结识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挚友——傅斯年，并为二人在柏林的重逢埋下了伏笔。
注释：
【1】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2】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台北《清华校友通讯》，第卅二期，1970年4月。
【3、9】《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4】《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据流传的一些史料记载，王国维是被溥仪召进宫，勒令应清华之聘，而溥仪是受胡适请托，才“下诏”的。这只是一方说辞。胡氏托溥仪说项的时候，溥仪还在紫禁城居住。而当吴宓接办之时，溥仪已被冯玉祥部队赶出紫禁城避居东郊民巷日本公使馆。有些巧合的是，吴宓到王宅的这一天，溥仪乔装打扮，秘密潜往天津，在日租界张园设立“行在”。因而王国维为此事曾偷偷到天津面见过溥仪，所谓“下诏”也是这时的事。王氏此举，其因是清华为洋学堂，王心理上有顾虑。关于此点，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有所提及。陈以他的老师蓝文徵（字孟博，1928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口气记述道：“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于是胡找溥仪，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梁先生也就了。王梁一就，章先生便不就。”（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
【5】《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交待我的罪行（九）：演讲〈红楼梦〉》，吴宓撰，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7、53】《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8】《吴宓日记》，第二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出版。见1919年3月26日条。
【10】关于吴宓辞研究院主任之职与张彭春被挤出清华园一事，情形颇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是清华的吴宓一派与张彭春（字仲述）一派意见不合，相互倾轧所致。张彭春乃著名的南开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伯苓的胞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胡适等70人同期，以第10名的成绩考取庚款留学生二期放洋留美（赵元任名列第2，胡适列55名），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著名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话剧创作活动。后来成为名人的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成员并成为张彭春亲自栽培的学生。1919年，张氏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离美，赴英、法、德、丹麦等国考察。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当时的张彭春与胡适、赵元任等庚款二届留美同学往来密切，与以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成员（在南京以《学衡》杂志为根据地，鼓吹所谓的传统文化），或支持学衡派者不甚和睦。吴宓进清华，乃学校正急需人才之时，且是曹云祥校长一手促成，作为教务长的张彭春与“暴得大名”的胡适都不好直接面对面地从中作梗，吴宓趁此空隙得以顺利进入清华园。但自吴氏主持研究院日常事务后，情形逐渐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当校长曹云祥行将出国考察时，荐张彭春以自代。因张与吴围绕校政施教方面的主张常有不同意见，终致彻底决裂，成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仇寇。由于这样的关系和派系成见，吴与胡适、赵元任的关系也越来越生硬，几乎成了冤家对头。但此时深受校长曹云祥器重的张彭春，正处于青云直上、一飞冲天之势，并不把吴宓放在眼里。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俗务来看，张彭春都有理由在吴宓面前骄傲并采取俯视姿态。1916年，当张彭春作为一只硕士衔的“海龟”，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时，吴宓刚从清华学校毕业，翌年才放洋留美。而张最终戴着一顶耀眼闪光的美国高等学府的博士帽子荣归故里，并顺利进入清华任教授兼教务主任。而吴在美扑腾了几年，只弄了一张灰不溜秋的硕士文凭归国，这顶帽子在当时放洋的诸生看来并不足道。也就是说，无论是资历还是学历，吴氏比之张氏都差一个档次。尽管吴宓放洋时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但类似这般称孤道寡的荣誉称号到了张彭春的耳朵里，可能只是被当做一个笑话嗤之以鼻罢了。
第17节：槎浮海外（6）
在张彭春的眼里，吴宓的为人为学皆不值一哂，并在人前人后对其表露出轻视意味，此点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的讲演。令他万没想到的是，演讲完毕，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见《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出版。）言辞中见出吴氏的书生本色，也透出其处境的尴尬与内心的痛苦。
不过，时间不长，张彭春便在严酷的派系倾轧中，因弄权施术威胁到曹云祥的个人利益，被曹抛弃，辞职离校回天津南开，帮助其兄治校去了。吴宓于1926年1月18日记道：“此次张氏去职离校，如竟成事实，则实为权臣威加于主者之普通下场。各方反对虽烈，然已司空见惯，久已无足重轻。此次去张，纯由校长自决。而校长之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缘大权旁落，恐驾驭为难；或张竟有图谋去校长而代之之举动，为所觉察，故而出此。”2月3日吴宓又记云：“闻校长已与张仲述决裂，准张氏辞职。张氏今日方在寓宅收拾行李，即刻离校云。念及年来相处，及其中风潮，兔死狐悲，为之慨然。”（见《吴宓日记》第三册。）
张去职后，派系倾扎更趋严重，吴宓很快就遭到了张派嫡系的暗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留有光荣一页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生前身后久被人赞誉的辉煌，但最后迫于各方压力，吴宓不得不向校长曹云祥递交了辞职书。处于复杂考虑的曹云祥很快批准了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