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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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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缝探头一打听,北大地质系教授、主任朱家骅等几位名流也为躲避奉军的缉捕,于昨夜通过各种渠道和门路悄悄溜进饭店中躲避。后来得知,凡进入六国饭店者皆保全了性命,而在奉军缉捕中,避入使馆界旧东清铁路办事处躲避的北大教授李大钊、女生章挹兰等人,后来被张作霖派兵捕去,处绞刑而死。

  对于此段情形,被蒋梦麟称为“绍兴土老儿”和“一副绍兴师爷态度”【45】的鲁迅,在他的《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中说:“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也住进了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之概了。”【46】所谓圆稳的大学校长,即被鲁迅称做“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的“暴发户”蒋梦麟。【47】

  蒋氏与朱家骅等北大同仁在“帝国主义怀抱”(蒋梦麟语)庇护中的六国饭店这座豪华的“监狱”里,悄无声息地像老鼠一样连续猫了三个月之久,直到8月底才化装打扮,躲过军警的耳目陆续逃出。蒋梦麟出逃后来到天津,在一艘前往上海的英国商船上又遇到了前几天才逃出来的朱家骅,二人在如此险恶的场合见面,自是百感交集,皆为北大前途忧心忡忡。船至上海,二人黯然作别。朱家骅转道广州进入了中山大学,未久即主持校务;蒋梦麟转道浙江老家隐居。未久,北伐军克杭州,蒋氏被任命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教育厅厅长。

  就在北京城血雨腥风,蒋梦麟、朱家骅、李大钊等北大名流纷纷出逃之时,胡适也感到了来自外界的威胁与压力,深感北大势如危卵,说不定哪一天就要散板完蛋,自己若不识时务,势必将落个鸟蛋碰刺刀——爆裂完命的悲惨下场,必须设法离开这块是非之地。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终于谋到了一份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中国委员的差事,以此身份于7月17日匆忙离京赴英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算是体面地躲过了一劫。随着北大最后一根重要支柱与“定海神针”——胡适的出走,昭示着这所“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鲁迅语)大学校,从此走向凋零暗淡。正如大洋那边翘首以待的傅斯年所估计的那样,旦夕间咔嚓一声“散板了”。

第34节:傅斯年归国(3)


  散板后的北大已没有人再顾及傅斯年的死活与归国后的去向了。有道是福人自有天相,1926年10月底,当傅斯年乘坐的轮船穿过汪洋大海,摇摇晃晃地抵达香港时,命运之神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一封来自中山大学的聘书悄然出现在傅斯年下榻的旅馆,邀请者乃是两个月前才刚刚从北京六国饭店逃往广州的朱家骅。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扶养。祥生在巨贾张静江创设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以此因缘,16岁的朱家骅于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考取同济德文医学校。1910年,因受曹砺金、沈士远、沈尹默诸位学术界名流的影响,朱氏萌生了造反闹革命的念想。当他闻见报载汪兆铭(精卫)谋刺摄政王消息后,大受感动,反意更兴,乃于6月赴南京,欲谋刺两江总督张人骏,未果。第二年,闻知一批革命党人在黄花岗暴动举事的消息,神情为之大振,立即与同学徐霁生等发起组织中国青年敢死团,准备暴动。10月,武昌起义,敢死团秘密筹备在沪举事,朱家骅怀着满腔热血,从校园跳将出来,参加了上海商团组织的暴乱行动,并亲率青年敢死队对江南制造局进行了攻击。当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与斩首行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进行斩首。一时间,整个上海滩刀光剑影,血气飘扬,人头乱滚。朱家骅在一连串的活动中所显示的才气、血气与组织能力,得到了戴季陶的赏识。时张静江为了配合南京政府誓师北伐,想组织一支能打善战的“青年军”投入战斗,朱得知后自告奋勇要为张效鞍马之劳,并很快聚集青年学生及年轻军官百余众严守待命。后因南北讲和,计划搁浅。尽管如此,朱家骅与张、戴之间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以后的岁月里,朱氏凭借张静江与戴季陶等要人的关系步入仕途,一路攀升跳跃,飞黄腾达,官至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省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终成一代政治巨擘。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却说同济大学毕业后的朱家骅,在张静江的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学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当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荫榆等七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授留学之始。与此同船的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主任。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等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朱家骅采取韬晦之计,暂时不再吭声,默默教书,但暗中依然进行革命活动。直到奉系军阀张宗昌率部入京,被列入缉捕名单,才慌忙弃却北大教职,于月黑风高之夜潜往六国饭店避难。就在朱氏与蒋梦麟等人躲在六国饭店,经日密谋筹划如何逃脱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北伐誓师大会,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转折意义的北伐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伐大军走出广州,一路势如破竹,盘踞在南方的北洋军阀顿时呈山崩地陷状,从此踏上了万劫不复的毁灭之途。

  朱家骅从六国饭店逃出后,与正在南方的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秘密取得了联系,时张、戴等人正在广东组织参与国民党北伐,而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以壮声威,戴乃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朱应召前往。戴季陶见朱家骅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其步入仕途铺路搭桥。此前的1926年7月,原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力主整顿改革,并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的门道和对党内势力扩充的重要性,任命他的铁哥们儿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朱家骅到来后,在戴的荐举下,顺利入主中山大学,与徐谦、丁惟汾并列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地质系主任、教授。因其他几位大佬皆在国民党内任要职,由朱主持日常校务工作。未久,朱家骅又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命改组学校,自此,朱家骅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此时,朱、傅二人相互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第35节:中山大学的暗流(1)


  中山大学的暗流

  朱家骅最初知道傅斯年的名字,是1917年的冬天,傅时为北大国文门二年级的一名学生。首次从德国留学归来并执教北大的朱家骅,偶尔听他的朋友、北大教授沈尹默谈起:“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48】这句话对朱家骅而言,如风过耳,一闪即过,并未放在心上。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北京大学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浙江派或称为法日派群体,除了声名显赫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仅文科方面就有著名的“三沈二马加二周”,即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马裕藻、马衡兄弟,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著名健将。在蔡元培之前,任职时间不长的校长胡任源是浙江吴兴人,蔡执掌北大后,取消了分科制,全校改设15个系,系主任有一多半是浙江同乡。如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瑮,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德文系主任朱家骅,等等。当然还有一代通儒、国学大师、浙江人章太炎门下弟子,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许寿棠、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外加周氏兄弟、沈兼士、马裕藻,等等,大多数为浙江人,整个北大几乎被浙江同乡所笼罩,外籍教授则戏称北大是个“浙江村”。其“村”人数众多,地盘广博,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声威赫赫的浙江集团。这个团体在北大渐渐达到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点石成金的盛况,充分向世人显示了处于江南浙江那“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优势。

  当时在北大唯一能与浙江派或称法日派抗衡的,是以胡适、陈源等人为首的英美派,不过此派一直处于劣势,一旦双方冲突起来,英美派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山东尽管有“一山一水一圣人”(南按:五岳之首——泰山,母亲河——黄河,万世师表——孔子)的美言,但近代以来,真正的文史大家,特别是具有科学头脑与知识的人才比之江南却要逊色得多。当时山东籍的北大教授和学生未成气候,基本属于各派系的末流,能稍显锋芒的便是以傅斯年为首的新潮社汪敬熙等几个青年学生。

  得西洋风气之先,以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朱家骅,对追随胡适等英美派的山东才俊傅斯年自然没有什么感觉,更不会为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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