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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按照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新疆驻军开始屯垦戍边。1954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第22兵团和第5军合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此后，陶峙岳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屯荒戍边、开垦资源，进行经济建设”的指示，亲自参加生产，经常深入垦区检查指导工作，为边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为边防的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边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1955年，陶峙岳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9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陶将军以90岁的高龄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一名年龄最长的新党员。陶峙岳入党，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第22兵团成立不久，王震就向陶峙岳谈起入党事宜，但陶峙岳自惭形秽，不敢启齿。1952年，王震和陶峙岳共赴石河子视察，王震再次问及他愿不愿入党，他回答：“是所愿也，不敢请也。”1965年，陶峙岳郑重地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新任兵团政治委员张仲翰。然而不久，“文革”开始，陶峙岳入党之事被搁置下来。1982年5月，陶峙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9月，被批准。陶峙岳激动地喊出了“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的心里话。
1988年，陶峙岳将军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他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
1988年12月16日，陶峙岳在长沙病逝，终年97岁。
陶峙岳，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早期民主主义的先锋战士，著名爱国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统率驻新疆近10万军队，身为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率部发出起义通电，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
军总部之命令。”至此，占全国六分之一版图的新疆获得和平解放。新疆起义是陶峙岳几十年戎马生涯的重大转折。武昌起义前夕，陶峙岳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单纯为了个人的温饱家庭安乐而碌碌无为”。为了实现他的男儿志向，他投考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经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常怀一颗热忱的“报国之心”。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使陶峙岳常常深感“报国有心而用武无地”，又看到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对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失去信心。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自己也逐渐消沉下去，一度向佛经寻求安慰。然而他的爱国心却从来也没有消失过。当全国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久被压抑的热情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他慎重地抉择，积极干旋，终于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这是他长期追求光明、渴望和平的必然结果。他终于按自己的意愿，为国家、为人民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实现了报国的宏伟理想。新疆起义后，毛泽东、朱德充分肯定了他的义举，称这“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张治中则精辟地分析道：新疆和平解放，除当时全国形势所造成的强大军事压力外，与“陶峙岳将军老成沉着，善谋能断，苦心积虑地运用对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的威望和感情，讲情说理，终于使他们未敢乱动，服帖出走，有重大关系。他们的出走，铺平了新疆部队起义的道路。陶峙岳作为新疆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历史功绩将会永垂青史。
陶峙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阵营都身居高职，但他一生廉洁自律，不为钱财所动，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妻儿也都过着勤俭的生活。他认为“钱财之好，是人之常情，我非不好财也。不过在名誉与钱财两者之间，权衡轻重，更不能见利而忘义”。身居高职而能如此清廉，确实难得。
陶峙岳对于钱财看得很淡，而对于感情却看得很重。他不到19岁就与大他两岁的农村姑娘周庆仪结婚，新婚不久即离开妻子踏上征途。几十年的戎马倥偬，离多聚少，但他对妻子的感情却从来未变过，这在当时达官贵人动不动就娶姨太太、小老婆的社会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程世才，1912年8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程世才不甘忍受地主的压迫，对于社会的黑暗、阶级的压迫有着切齿的痛恨，内心蕴藏着一股强烈的抗争意识。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忙于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红军，鄂豫皖根据地得以发展，吸收了许多新的革命力量。17岁的程世才就是在这一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程世才身材高大，体格强健，有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刚入伍他就事事争先，身上背着的子弹、干粮总是比别人多。每次行军、训练总是在最前面，因他表现突出，入伍不久即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程世才第一次上战场就经历了生死考验。一天，红四方面军奉命出击平汉铁路，程世才所在部队向铁路东侧的敌阵发起攻击。真的要真刀真枪地和敌人拼了，躲在掩体后面的程世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两眼紧紧地盯着敌人的阵地，等待冲锋的命令。“冲啊！”班长还没喊完，程世才已拎起步枪冲出掩体，撒开腿往前跑去。他跑得太快了，以至远远地脱离了队伍，只身闯入敌军前哨阵地，直到两条枪横在面前，挡住去路，他才停了下来。一个胖胖的国民党少尉用驳克枪指着他，大声喊道：“举起手来！”程世才哪见过这种阵势，一时呆住了。但他很快使自己镇静下来，慢慢地把枪举过头顶，而右手的食指则轻轻地顶着扳机，胖少尉命令一个国民党士兵上前缴械，可他被程世才的高个子镇住了，硬是不敢向前跨一步，胖少尉怒而朝程世才开了一枪。在这危急关头，程世才反应迅疾，瞬间把枪对准胖少尉，扣动扳机，不可一世的胖少尉脑袋顿时开了花。另一个国民党士兵吓得转身就跑，程世才也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回部队，全身已被冷汗湿透。他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恐惧。程世才受了重伤，那颗子弹再稍稍偏一点，就会穿过他的心脏。他痛得一整天粒米未进，滴水未喝。然而，祸不单行，当天晚上程世才又得到一个沉痛的消息，因为他参加了红军，他的哥哥、嫂子被土豪杀害，老母亲也被驱逐出村庄。身体上的伤痛此时已踪影全无，心灵上、感情上的伤痛重重地压着17岁的程世才。那天夜晚，他躲在树林里痛哭一场，他的灵魂被血与火重新熔铸，他的意志在这一天之内变得异常坚强，他相信，从此之后自己将会是坚不可摧的。
1932年10月，蒋介石在红四方面军跳出包围圈后，仍然紧追不舍，派嫡系第14军军长卫立煌率第10师、第83师、第34旅从东、南、北三面对我军实施包围，企图围歼我军于新集以西、汉水以东地区。我军被迫与敌展开决战，这是红四方面军向西实施战略转移以来打得最凶的一仗。一天，红11师奉命向敌34旅发起反击，第33团团长吴云山在发起冲击的时候不幸中弹身亡。时任第11师党委书记、第33团政治委员的程世才挺身而出，挥起他那与众不同的长砍刀向敌阵杀去，顿时，士气大振，全团勇猛作战，突围成功。程世才却因身负重伤而两次昏迷过去。当时的11师政委李先念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说：“在战场上，世才气势夺人，身先士卒，一往无前，就像出山的猛虎。”
1932年冬，红11师33团作为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越过秦岭，在程世才的带领下，迅速进抵汉中平原。与此同时，国民党陕军杨虎城部向洋县、城固地区东进，中央军胡宗南、刘茂恩部则西进至安康地区，两支部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企图阻截红军南渡汉水。程世才了解敌军的企图以后，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一边派人控制公路两侧制高点，布置警戒，一边带上三个营的主力赶到汉水，为后续部队选择渡河点。12月的汉江寒冷刺骨、江阔水急，程世才选中一处河段，带领各营连干部拉着马尾巴终于过了河，探明了涉水地段。12月11日，红四方面军涉过汉水，转向镇巴、西乡，掌握了主动，为创建川陕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入川后，程世才带领第33团占领得胜山，一面就地休整，积极备战，一面大力发动群众，开展建党建政工作。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农会、护卫队等革命组织，很快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一个月内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扩编部队1000多人。
1933年，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分兵三路对红军实施“三路围攻”。5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重点打击贪功急进的敌左纵队十三个团，红11师奉命切断敌人退路。程世才在余湾山头亲自考察地形，决定开辟林间通道，攻击敌侧翼。5月21日凌晨4时，总攻开始，33团战士如从天降，毫无准备的敌军仓促应战，还没组织好就做了俘虏。6月，红11师扩编为第30军。程世才成为30军第88师师长兼政委。第33团荣获“攻如猛虎团”的荣誉军旗。这一仗也使程世才看到了夜战的优势，便有意识地组织部队进行夜战训练，带出了一支名冠川北的“夜老虎团”。1933年冬，程世才率88师在老观场一带钳制敌人。他往往采取夜战，使敌人在兵力强、装备精良的情况下，仍然难以致胜。为了更进一步提高夜间作战的战术水平，真正发挥夜战的威力，程世才从265团抽出一部分部队，进行严格的夜战训练。在以后的战斗中，“夜老虎”多次发挥巨大的作用，常使敌人胆寒。
1934年初，川军刘湘进犯达县，第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