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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成立不久，敌人就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王树声率所部11师，在黄安独立团配合下，迅速攻占敌人外围最大的据点和援敌的必经之路高桥河和桃花镇，全歼敌一个团，完全切断黄安之敌与外地的联系，随后两度击溃增援敌军，敲响黄安之敌的丧钟。12月22日，红军攻破黄安城，俘虏敌师长赵冠英及其下属5000多人。为纪念这一战役的重大胜利，黄安由此改名为红安。
1932年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北上豫南，发动商（城）潢（川）战役。王树声率领的红11师先作为正面攻击部队与敌交锋，后又作为全军的左翼配合兄弟部队迎击援敌，前后仅10余天，就解放了商潢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歼敌5000余人，使蒋介石的嫡系第2师受到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但王树声也在这次战役中身负重伤。这时，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实行肃反扩大化，王树声因一贯作战英勇，这次又负了重伤，才幸免于难。四个多月后，王树声伤愈，被调任红25军第73师师长，率部参加了消灭张钫第20路军的潢（川）光（山）战役。
1932年秋，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广大红军将士被迫撤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他们历经千难万险，于1932年底进入陕南，然后集中力量向南，拟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根据地。王树声率领的73师作为全军开路先锋，经过两天急行军，翻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大巴山，进入川北，全军主力相继到来。随即，王树声采取四面包围的挖心战术击溃薛岳部主力一个团。1933年2月1日，王树声陪同徐向前总指挥，率红军健儿进入南江城。在这里，红军执行严明的纪律，不骚扰百姓，并打开反动衙门的黑监狱，解救被关押的阶级兄弟，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把政权交给人民，获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护。然后，王树声兵分四路，很快解放了南江县城周围地区。为了争取民心，扎实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王树声挑选数百名政策性强、作风正派、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多支宣传队和工作队，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帮助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和革命政权，并要求部队在战斗空隙，随时随地做群众工作。广大穷苦农民在红军工作队的支持下，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没收地主的田财，建立了自己的各种组织。
与此同时，四川军阀田颂尧和刘湘受蒋介石之命，先后派兵对川陕边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王树声受命率73师主力，同其他兄弟部队经过十个月奋战，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围攻，而且奇迹般地打出一个比原先更广阔的川陕苏区。
其间，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扩编，由原来的四个师，分别扩编为第4、第9、第30军和第31军，王树声任第31军军长。不久，又升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迎接转战北上的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长征。6月14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王树声被总司令部任命为岷江支队司令。7月下旬，党中央到达毛儿盖。8月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红一、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据此，军委确定两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分途北上。王树声受命率部到达毛儿盖，被编入右路军。在这里，王树声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接着，他们在党中央的直接率领下，以高昂的斗志，跨过被称为“人间绝境”的大草地，到达班佑地区。
正当右路军取得歼敌一个师的胜利的时候，张国焘采取分裂主义的立场，电令右路军之四方面军部队不再北上，重新南下。王树声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战士，不得不与会师不久、并肩战斗过的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的战友们分手。
在南下途中，红四方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损失惨重。1936年7月，由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2、红6军团，渡过金沙江，跨过大雪山，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这时虽别有打算，但因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坚持和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广大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们的强烈要求，还是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然而，王树声却因对张国焘的不满而受到张国焘的打击，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降职为第31军军长，然后又降职为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
1936年10月，在经历了南下失败的挫折和两过草地的痛苦之后，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会同二方面军的战友，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了陕甘苏区，三大主力红军终于会合在一处。不久，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又开始了极为悲壮的征战，这就是西渡黄河，先北进，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拼杀，继而西征，为“打通国际路线”而血战。王树声受命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孤雁悲鸣。西路军西渡黄河以来，连日与马家军骑兵部队血战，几遭败绩，竟致全军几乎覆灭。在茫茫祁连山中，王树声欲喊不能，欲哭无泪，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到延安去，一定要找到党！他一路乞食，历经千辛万苦，风餐露宿，最后在一位好心而又理解红军的老大爷的帮助下，终于回到延安。听说王树声归来了，毛泽东马上给他打电话，亲切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并请他吃饭，为他洗尘。这是王树声没想到、也是最为感动的。
王树声是抱着负荆请罪，甘愿接受党纪、军纪处分的想法去见毛泽东的。当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一五一十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失败经过，并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和应负的责任之后，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并鼓励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继续前进。听说王树声渴望学习，毛泽东十分高兴，亲笔写信，介绍王树声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临别，毛泽东慈祥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这是党的领袖的结论，听着这宽容的结论，王树声心头一阵阵温暖。
谁都知道王树声是张国焘手下的一员得力战将，曾受到张国焘的“器重”，但党中央、毛泽东并不因此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株连他，王树声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感动。在抗大学习期间，王树声对张国焘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认真的比较，更加感到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他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清理，弄清了不少是非问题，带头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
1938年冬，王树声被党中央派遣到华北抗日前线，初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继而任代理司令员，随后，晋冀豫军区与129师合并，又任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1942年，王树声奉调回延安，参加毛泽东亲自倡导和主持的著名的延安整风，经受了一次难忘的思想洗礼。
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频频向日军发动攻势，收复许多县城，扩大解放区，并于下半年开始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在此形势下，王树声受命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一支劲旅由延安出征，跨太岳、绕太行、渡黄河，向豫西敌后进军。当时豫西情况异常复杂，“土围子”星罗棋布，明碉暗堡林立。老百姓连年受害于水、旱、蝗、汤（恩伯）的“三灾一害”和日、伪的烧杀掠抢，苦不堪言，同时，受反动宣传影响，不明了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真相。所以，为了保家活命，他们不与外界接近。针对这种情况，王树声教育干部和战士，要体贴人民，爱护人民，约法三章：不进围子，不走小路，不踏青苗，并深入群众，关心百姓生活。人民子弟兵的模范行动，清除了群众心中的疑虑和戒备，他们把八路军看作“自家人”，争相打开寨门，欢迎八路军往来和进驻。
王树声率部挺进嵩山，与先期在那儿活动的皮定钧、徐子荣的部队会师。然后兵分数路，在嵩山山地跟敌人周旋，把敌主力吸引在山里，接着，出其不意，派奇兵直捣登封。同时，王树声还分兵在嵩山周围的临汝、伊川等地广泛开展攻势，拔除许多日、伪据点，占领一些枢纽要津，使豫西大片国土得以收复。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王树声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指挥部队逐鹿中原，从日、伪手
中接收了不少城池要地和武器、物资，严惩胆敢反抗者。与此同时，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的迹象日益暴露。为作好迎战准备，王树声根据党中央指示，率领豫西的部队南下，与新四军第5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桐柏山区会师，成立新的中原军区。不久，中原军区将主力整编为两个纵队，王树声任第1纵队司令员。在该山区活动一个时期后，王树声奉中央电令，率部开往豫皖苏边界，途中遭国民党重兵围困。王树声指挥部队击退敌人的多次进犯，并争得时间练兵、学习。
1946年初夏，我受困的中原部队遵循党中央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电示，全线出击，分途突围。王树声率领的第1纵队作为南路突围主力，先后闯过敌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和汉江，打垮敌人的前堵后截，于8月初到达崇山峻岭的鄂西北。党中央命令王树声率部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并任命他为根据地的全面负责人——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因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创建鄂西北根据地工作受挫。后由于健康原因，王树声离开鄂西北去山西晋城休养。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病未痊愈的王树声执意要求随刘邓大军南征。党中央批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鄂豫军区司令员。从1947年10月至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