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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攻占贵阳。随后，杨勇率兵团主力第16、第18军和第10军向川南疾进，相继解放遵义、毕节、叙永、泸州、宜宾、乐山等城市。12月19日，在峨嵋县金口河，俘敌川湘鄂绥靖公署司令官宋希濂及残部3400余人。12月26日，杨勇和杜义德统一指挥第3、第5兵团主力，会同华北军区第18兵团、第四野战军第50军发起成都战役。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敌第7、第15、第16、第18、第20兵团等先后起义，敌第5兵团一部被歼。
1950年新年伊始，杨勇就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兼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担负起领导全省军民开展土改、征粮、剿匪、反霸、恢复生产等工作任务。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和西南军区部署，杨勇上任后即组织第16、第17军部队，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进山剿匪，共歼灭瓦解敌匪特武装10万余人，将贵州匪患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各级民主政权得到巩固，群众生产和生活有了保障。年底，杨勇和一批将军们奉命来到当时我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并兼任高级系一班班主任、党支部书记、高级系主任。他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掌握各种现代军事课程，还鼓励大家拿出战场上同敌人顽强拼搏的精神，攻克学习上遇到的难关。从军事学院学习期满毕业后，杨勇先后调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校党委书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校党委书记。
社会主义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就把侵略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携手并肩，同以美国为首的15国部队浴血奋战，终于将侵略者从鸭绿江和图门江边逼回到三八线以南，形成了持久的拉锯战格局。敌人一会儿毫无诚意地要求停战谈判，一会儿又疯狂地发起进攻。正是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斗争复杂交错的情况下，杨勇接替因病回国的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赶赴朝鲜战场。
为了迫使侵略军早日真心实意坐到停战谈判桌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了对敌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的方案。杨勇到来时，第一次战役已经紧张激烈地打响。杨勇走马上任，经过对敌情和前沿地形的了解分析，杨勇请示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等领导同志，提出了自己对敌作战的看法和观点。经彭德怀请示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后，志愿军总部制定了周密的“金城战役”作战计划，决定以杨勇率领的第20兵团为主要反击部队，60军、54军和21军隶属20兵团指挥。这样一来，20兵团加上原有的67军、68军，共有5个军的兵力。7月13日21时，杨勇一声令下，枪弹如闪电，炮声似惊雷，我军炮火向美李军蛰伏的阵地怒吼而去，我志愿军第20兵团由5个军组成的东、西、中三个突击集团从天而降，如三把钢刀般直插入敌人阵营，捷报像雪片一般飞来，敌人的前沿阵地460。3高地、728高地、522。1高地一个接一个被志愿军突破！志愿军又向纵深阵地挺进！73岁的李承晚听到前线不断失利的噩耗，亲自奔赴前线坐镇指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慌忙从日本东京乘机飞临金城前线，全力组织兵力反扑：天上派战机轮番轰炸，地面有几十辆坦克和大炮配合步兵的攻击。志愿军将士们在杨勇沉着冷静的指挥下，在十四个昼夜的激战中，击退敌人1000多次的疯狂反扑。
敌人遭到志愿军的重创，只得同意到谈判桌上去签字。1953年7月2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李承晚先后发表同意接受停战，恢复谈判的声明。1953年7月27日10时，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对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相会在板门店谈判桌前，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日，克拉克上将和金日成元帅分别于汶山和平壤在停战协议书上正式签字。整个金城战役，20兵团共计歼敌5。2万人之多，是预定歼敌数目的5倍多。志愿军在战斗中向前推进的169平方公里，在谈判中以条文形式得到正式承认。金城战役，是“打谈结合”的典型成功战例，也是朝鲜战争最后一仗。此后，敌人虽然绞尽脑汁破坏停战协议，但面对巍然挺立在千里边防线上的志愿军组成的铜墙铁壁，再也不敢轻举妄动。1955年4月，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继续率领志愿军为朝鲜人民战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提供和平保障。1958年10月26日，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的杨勇，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到祖国，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回国后，杨勇即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驰骋沙场大半辈子的杨勇，又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不但注重培养和提高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能水平，也非常关心战士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并把增强战士们的文娱水平、能力当作一个重要任务。正是这种“文武双全”的带兵方法和脚踏实地的良好作风，使北京军区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尖子连和优秀个人。北京军区的良好风貌，受到中央军委和党中央高度重视，一些国家机关和兄弟军区也纷纷派人前来参观学习。1964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
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检阅了北京、济南军区部队的训练成绩后，也都发出欣慰的赞扬。1964年秋天，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北京观看了某部队的射击表演后回到英国，在一个记者见面会上说：“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1965年春，杨勇奉命担任修建北京地铁筹建领导小组组长。7月，北京地铁第一期工程上马，杨勇全身心投入地铁建设的工作中，决心以最高的质量和最快的速度来回答党和人民的期盼和嘱托。遗憾的是，杨勇未能亲自领导到地铁建成通车的那一天。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起初，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对杨勇采取的是拉拢政策。拉拢不成，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自然成了他们阴谋篡党夺权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1967年1月21日，在呼啸的寒风中，杨勇被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带走了。他们押着杨勇游斗，要他承认自己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可是，在杨勇为祖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一生的履历表上，怎么也找不到这几个字，叫他如何认罪呀。杨勇的“负隅顽抗”和拒不认罪，特别是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了杨勇的问题后，林彪、江青一伙明显感到风头不对，便加紧了对杨勇的隔离审查，严刑逼供。罚站、罚饿、殴打、不许睡觉、诱其自杀等无所不用其极，令人发指，反复地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残酷地折磨他。但他们却打错了算盘。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杨勇将军，不仅有着一副铮铮傲骨，更有着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他始终坚信，党中央和人民是不会怀疑他的！历史终究会还自己一个公正。
乌云终会飘散，冬天终会过去。随着林彪叛党叛国阴谋的败露，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杨勇等一批蒙冤受屈的同志得以平凡昭雪。1972年5月，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先后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杨勇再度出山，宝刀不老。不管在何种职位上，杨勇都欣然前往，尽职尽责。1979年1月，在中国对越南自卫还击战打响前夕，杨勇受邓小平委派，和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等同志一起，前往云南边境地区马关、河口一带视察。回到北京后，杨勇向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汇报了视察云南前线的情况，并就惩罚越南的作战方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杨勇和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一起，坚守在总参谋部，时刻听取前线战事情况，指导前线作战。战争结束后，杨勇又来到广西军民中间，同他们一起欢庆胜利。
就在杨勇一心扑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国防建设事业的工作中时，病魔悄悄来到了他身边。1983年1月6日1时55分，一代名将杨勇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缓缓地合上他那双深邃、敏锐的眼睛，享年70岁。他的生命虽然已如同星辰一般陨落，但他的名字，和他一生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闪烁在新中国历史的史册中，镌刻在他战斗过的每一寸土地上。
杨尚昆同志在为杨勇举行的追悼会上曾这样评价说：“杨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他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治军严格，能攻善守，智勇双全。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杨勇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努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断提高驾驭战争的能力，锻炼成为一个熟谙军事辩证法，善于掌握战争规律，治军严谨、智勇双全的杰出将领。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杨
勇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7、第1纵队司令员和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邯郸、定陶、巨金鱼、鲁西南和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渡江、成都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战斗，以其能攻善守、军政兼优、智勇双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写就了他戎马生涯的辉煌篇章。杨勇对同志团结爱护，毛泽东也曾评价他是一个善于团结干部、同志的人。在敌人眼里，杨勇是个无情的对手。在同志心中，杨勇始终像一缕春风，给人温暖和斗志。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