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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共产党的队伍不迟。杨世峻进了私塾，不久即到浏阳县城考上了济阳中学。中学还未念完，杨世峻便跟着伯父杨贵芳到刚成立的八区苏维埃工作。平时他负责搞宣传工作，有敌人来捣乱时，他又是一名英勇的游击战士。恰好，彭德怀领导的红5军成立随营学校，在浏阳招募青年学子，杨勇赶去报名参军，终于实现了他当一名工农红军战士的夙愿。在随营学校，杨勇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将自己的名字世峻改为单名勇字。通过在随营学校系统地进行军事、政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作为一名战士，杨勇成为一个优秀的毕业生；作为一名党员，他又是一位过硬的政治骨干。红5军扩编为红8军后，杨勇调到红8军政治部宣传队当分队长。从此，杨勇跟随部队转战湖南、江西等地，其间，他每次都出色地完成宣传工作任务。不久，党组织将他调到红8军4师1团1连任副指导员。在参加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杨勇凭着自己英勇和智谋，与敌人打了多次遭遇战。1933年10月在绚口与敌人的一场殊死战斗中，杨勇在身体负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在火线，率领战士们给敌人以痛击。战后杨勇荣获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并受到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赏识。此后，杨勇因作战勇敢，升任红2师安远独立营营长兼政委，不久又升任红4师第10团政委。
1934年夏天，党中央根据当时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严峻局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设下的三道封锁线，准备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蒋介石急忙调集40万大军，集结在恶浪滔天的湘江边上。敌人妄想依靠湘江这道天然屏障将中央红军围困歼灭。11月25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下达了突破湘江封锁线的命令。负责开路的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接到上级的指令，由红3军团4师10团政委杨勇率领部队作为先头部队先行过江，掩护中央纵队和红9军团、红5军团渡江。28日，杨勇和团长沈述清率部一过江，立刻遭到桂敌7军独立团和15军第45师的围攻。顶着敌人疯狂的炮火，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10团将士在杨勇指挥下，奋起还击，英勇作战，死守阵地，掩护中央纵队全部顺利过江。不久，杨勇奉命率部进入贵州。1935年春，红3军团顺利渡过天险——乌江，配合红1军团攻克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1月9日，中央机关驻扎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使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了军队的指挥核心。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到达陕北。红3军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杨勇所在的第10团改为第10大队，隶属第2纵队，黄珍为大队长，杨勇继续担任政治委员，不久，升任第2纵队政委。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扩张的魔爪伸向我国广袤沃土。可是，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险关头，蒋介石却仍执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到处燃起“剿共”的战火，引起国内爱国志士的深深焦虑和不安。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毅然联手发动“西安事变”，举行兵谏，擒获蒋介石，促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联共抗日。此时，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根据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1军团
第4师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杨勇改任686团副团长。此时，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相继沦陷，国民党军全线溃败，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一路沿津浦、平汉两条铁路南下，一路侵入山西。朱德、彭德怀率领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杨勇和团长李天佑率领的686团也走在队伍中。不久，八路军115师奉命开赴平型关，准备在此给日军当头狠狠一击。9月23日傍晚，686团在李天佑、杨勇的率领下，奉命连夜赶到距平型关30多里的冉庄，稍作休整，即于25日零时冒着倾盆大雨沿着崎岖山路向预定设伏地推进。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686团终于按时赶到目的地，与埋伏在东边的687团、西边的685团对日寇形成斩蛇阵势，686团则埋伏在斩蛇阵的中段。
25日早上7时，敌人的步兵、骑兵进入了我军的埋伏圈。在昂扬的冲锋号中，战士们发射出的子弹，准确地落在日军阵营中，顿时将鬼子打得乱作一团。但日军很快反应过来，马上抢占公路北侧的有利地形——老爷庙。这是一块不宜埋伏的高地，仗一打响，我军也盯紧老爷庙。李天佑团长一眼看出敌人的企图，马上命令3营去夺回老爷庙。杨勇一马当先，率领3营冲向老爷庙。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拿下老爷庙。杨勇在这次战斗中再次负伤，但他又是稍微作了包扎，就投入到紧张而激烈的战斗中。战斗到下午1时，在115师的前后左右夹击下，兴庄到老爷庙之间十几里长的山沟里，躺着日寇1000多具尸体。平型关大战，以我军大捷告终。
平型关战役后，115师奉命转移至吕梁山区一面休整，一面开展游击战争。从3月到9月，杨勇率领686团同日军数次激战，大挫日寇锐气，粉碎了日寇西渡黄河威胁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同年11月，陈光、罗荣桓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领115师直属队和343旅之686团离开晋西，奔赴冀鲁豫平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杨勇率领686团刚到鲁西，鲁西人民便选派代表来见杨勇，请求他为民除害。原来，在樊坝一带盘踞着伪军头子刘玉胜，多年来，他的部队横行鲁西平原，作恶多端，鱼肉百姓，使鲁西人民苦不堪言。杨勇请示上级后，决定吃掉这伙伪军。樊坝一战，歼伪军一个主力团，并活捉伪军团长刘玉胜。战斗的胜利，不但大大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鲁西人民同敌人斗争的信心。1939年7月，杨勇被任命为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杨勇根据党中央关于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39年底，在鲁西北和泰西地区先后建起十四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将平原游击战开展得轰轰烈烈，令日伪军闻之头疼。这时，汉奸石友三联合鲁西、冀南地区的顽固派丁树本、高树勋等，伺机向冀鲁豫地区的游击队和八路军进攻。杨勇率领独立旅和冀鲁边纵队第5支队，参加冀东战役。此次讨逆战役，歼石友三第39集团军3600余人，并乘胜一举拿下清丰、南乐、濮县。1940年3月，115师独立旅与冀鲁边挺进纵队合编，恢复343旅番号并成立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兼军区司令员。这一年，杨勇一边抓打仗，一边抓部队建设，要把部队建设成“铁的党军”，使日伪军听到杨勇的部队就闻风丧胆，鲁西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1944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冀鲁豫和冀南军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杨勇任军区副司令员。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杨勇始终执行党中央正确领导方针，时刻听从党中央的召唤，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为己任。八年里，他率领部队转战黄河流域，同日伪军进行多次正面战斗，歼敌无数，立下赫赫战功，多次受到党中央有关领导的表扬。不管是在吕梁山区，还是在冀鲁豫平原，不管是任686团的副团长，还是任343旅旅长或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他走到哪里，就把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火种播撒到哪里，走到哪里，就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和严谨、团结的军人作风带到哪里。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杨勇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并奉刘邓首长指示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杨勇任司令员。杨勇带着第7纵队这把尖刀参加解放战争初期由刘邓指挥的陇海战役，与胡琏率领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11师鏖战张凤集，歼灭其部3000余人。1947年3月下旬，为粉碎蒋介石的“哑铃战术”，策应陕北、山东解放区战场作战，刘伯承、邓小平决心举行豫北反攻作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与第1纵队合编成新的第1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辖四个旅的兵力。接到刘邓首长的命令，杨勇带领刚刚合编组成的第1纵队像刚锻出的一把钢刀，会同兄弟部队发动豫北攻势作战。两个月内，第1纵队相继攻克阳武、原武等县城，歼敌8000余人。
6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变化，命令刘邓野战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中原。刘邓大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月底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黄河天险，向中原挺进，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首战鲁西南，杨勇受命“攻击一点（郓城），吸其来援”。出发前，刘伯承对杨勇说：“郓城打得好坏，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体战略的实施，你们1纵队不能有半点含糊！”郓城之战是鲁西南战役的关键一环，第1纵队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整个战役的胜负。杨勇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收其外
围，翦其羽翼，诱敌深入，适时攻城”的攻城战术，得到纵队其他领导的赞同。7日晚，杨勇命令部队发起总攻，战至8日拂晓，全歼敌整编第55师师部及两个整旅，俘敌中将副师长理亚明及部下8500人，毙伤敌6000多人。郓城大捷，为正在发展中的鲁西南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第1纵队荣获晋冀鲁豫军区通令嘉奖，并记大功一次。刘伯承、邓小平在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