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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在现行情形之下，各公私机关用偿债基金等方式所作
储蓄已经绰有余裕，故若现在采取步骤，重新分配所得，以提高消费倾向，
则对于资本之生长大概是有利无弊。
现在还很流行着一种信念，认为遗产税可以使得一国之资本财富减少，
这正可以说明，公众对于这些问题还模糊不清，缺乏正确了解。今设国家以
遗产税税收作经常支出之用，因之减低或豁免所得税及消费税，则在此种财
政政策之下，高额遗产税固然有增加社会消费倾向之功效，但是因为当消费
倾向作永久增加时，在一般情形之下（即除去充分就业情形），投资引诱也
同时增加，故普通所作推断适与真理相反。
因之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在当代情形之下，财富之生长不仅不系乎富人
之节约（象普通所想象的那样），反之，恐反遭此种节约之阻挠。故主张社
会上应当有财富之绝大不均者，其主要理由之一已经不成立了。我并不是说，
再没有别种理由可以在某种情形之下，为某种程度之财富不均辩护，而不受
上述理论之影响；但是我们的理论，的确去掉了以往所以不敢大胆行动之最
重要理由。我们对于遗产税之态度，尤其受到影响，因为有若干理由可以替
所得不均辩护者，却不能为遗产不均辩护。
就我本人而论，我相信的确有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
得之不均辩护，可是不均得象今日那样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人类有许多
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充分收效。
而且，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也因为有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
途；假使没有这条泄泄之道，这些危险性格也许会发为残暴、不顾一切唯个
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
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固然，有人说，前者是后者之手段，但至少有
时前者也可以替代后者。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
象今日这样大。即使把赌注减少许多，只要作此游戏者都习惯于小赌，还是
一样可以达到目的。我们不要把改变人性和管理人性混为一谈。在一理想社
会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
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
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
Ⅱ
但是从我们论证之中，还可以得出第二个、重要性更大的推论，和财富
不均之前途有关，——这个论证便是我们的利率论。到现在为止，一般人之
所以认为有维持相当高利率之必要者，乃是因为觉得非如此，储蓄之诱惑力
将不够充分。但是我们在上面说过了，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
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
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
毫无疑义，用此标准定出来的利率，一定要比现行者低许多。当资本数
量逐渐增加时，资本之边际效率表要下降，就我们对后者臆测所及，则为或
多或少继续维持充分就业计，利率大概须以坚定步伐，续趋下游，——除非
是社会全体（包括国家在内）之消费倾向会有极大改变。
我相信资本之需求是有严格限度的；意思是说，资本数量不难增加到一
点，使其边际效率降至极低。这并不是说，使用资本品可以几乎不出代价；
而是说，从资本品得到的收益，除了抵补折旧折陈以外，所余下的一点，只
是负担风险、行使技巧与判断等功能所必需的代价而已。总之，持久性资产
在其整个寿命中所产生的总收益，也象寿命极短的商品一样，只足抵补劳力
成本再加上一些风险成本、一些技巧与监督之代价。
这种情况，跟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可以很不冲突，但坐收利息这个阶级
（rentiers）的确会慢慢自然死亡，资本家也逐渐不能再利用资本之稀少性
扩大其压迫力量。在今日情形之下，利息与地租之性质相同，并不是真正牺
牲之代价。资本所有主之所以能取得利息，乃是因为资本稀少，正好象地主
之所以能取得地租，乃是因为土地稀少。但土地稀少还有其真正理由，而资
本稀少则毫无。在长时期中，资本稀少之必要理由并不存在。此处所谓必要
理由者，是指一种真正牺牲，若没有利息作报酬，将没有人肯负担这种牺牲。
例如，如果资本数量尚未十分丰富，而私人之消费倾向又欲将充分就业下之
全部所得皆作消费之用，丝毫不作净储蓄，则资本稀少的确有了真正理由。
但即使是这种情形，还可以由国家来举办集体储蓄，维持储蓄于一定水准，
让资本扩大到一点，不再有稀少性。
故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之有坐收利息阶级，乃是一种过渡时期现象，
其任务完毕时即将消灭。坐收利息阶级一经消灭，资本主义便将大为改观。
我的主张还有一极大好处：坐收利息阶级以及毫无用处的投资者之自然死
亡，并不是骤然的，而只是把最近在英国已经可以看到的现象慢慢延长下去
而已，故不需要革命。
故在实际施政时，不妨确立两种目标：第一，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
不再有稀少性，毫无功能的投资者从此不能再坐收利益。第二，建立一个直
接税体系，使得理财家、雇主以及诸如此类人物之智慧、决策、行政技能等，
在合理报酬之下为社会服务。这些人对于本行都非常有兴趣，故即使报酬比
现在低很多，还肯继续服务。以上两种目标并没有窒碍难行之处。
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国家（公共意志之代表人）应当设法增加并补充
投资引诱；在何种范围以内，应当鼓励一般人之消费倾向，同时又可在一两
个世纪以内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价值，那只能由经验来决定。也许，当利率
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加强，故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资本之累积速率亦
不比现在大。假使如此，则对大额所得以及大额遗产课以更重之税，也许有
可以非难之处，——即循此政策达到充分就业时，资本之累积速率要比现在
小许多。请不要以为我不承认有这种结果之可能性，或不承认这种结果很或
然。在这些问题上，预断普通人在不同环境之中会有何种反应，不免失之轻
率。不过，要是不难接近充分就业，同时资本之累积速率又比现在大一些，
虽然大得不多，则至少解决了当代一个重要问题。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用
何种方法，可以要求本世代人士多节约一些，以便为后人造充分投资之境，
同时又与情理不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另行决定。
Ⅲ
在其他几方面，以上这个理论之含意倒是相当保守的。固然。有几件事
情，现在操之于私人之手者，将由国家集中管理；但是还有许多活动不受影
响。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
还有，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之影响，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
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伴事情，
由社会来综揽；但这也不是毫无妥协折衷余地，还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国家
之权威之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
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要紧的倒不是
生产工具国有；只要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之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
应为若干；（b）持有此种资源者，其基本报酬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
而且，实行社会化之种种必要步骤，也可以慢慢逐渐引进，不必打断社会上
的一般传统。
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
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
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
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今设产量为已知，换句话说，设决
定产量多寡之力量，不在经典学派思想体系之内，则经典学派所作分析，例
如私人为追求自己利益将决定生产何物，用何种方法（即何种生产原秦之配
合比例）生产，如何将最后产物之价值分配于各生产原素等等，仍无可非议。
又，我们对于节俭这个问题，虽然看法不同，但对于现代经典学派所说，在
完全竞争以及不完全竞争两种情形之下，公益与私利二者平行不悻之程度如
何，也没有什么非议。故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必须由中央统制，
以便二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
把这点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已就业的生产原紊而论，我觉得没有理由可
以说，现行经济体系有把生产原紊作绝大不当使用之处。当然，预测不免有
错误，然而这在中央统制计划之下也是免不了的。假使有1 千万人愿意而且
可以工作，其中9 百万人得到了工作，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说，这9 百万人之
劳力有使用不当之处。我们对于现行经济制度不满者，倒不是这9 百万人应
当去做别的事情，而是其余1 百万人也应当有事可作。现行制度之缺点，不
在实际就业者之工作方向，而在实际就业者之数量。
因此我同意盖赛尔之说，认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之缺点，不在把“曼
彻斯特体系”
（Manchester Ｓystem）一笔抹杀，而在指出须有何种环境，然后经济
力量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
须有的中央统制，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
起注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