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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特性皆不变，则根据前述理由，若要国家继续进步，此种投资引诱必须
充分。投资引诱可来自对内投资，又可来自对外投资（后者包括贵金属之累
积）；二者构成总投资。设总投资量之多寡，完全由利润动机决定，则国内
之投资机会，在长时期内，定于国内利率之高低，而对外投资之多寡，须看
贸易顺差之大小而定。故设在一社会之内，国家不能直接从事投资，则政府
在经济方面，关切国内利率以及国际贸易差额二者，自颇合理。
今设工资单位相当稳定，不会自动作大量改变（这个条件几乎总是满足
的），又设灵活偏好状态，就短期变动之平均数而论，亦相当稳定，更设银
行所遵守之成规也不大变更，则利率之高低，须看国内有多少贵金属（用工
资单位计算），可以用来满足社会之灵活偏好。在一时代内，既无大量国际
借贷，又极少可能在国外购置产业，则贵金属数量之是增是减主要须看贸易
是顺差或逆差而定。
故在当时，政府当局关切贸易顺差实在是一箭双雕，而且也只有这个办
法。当时当局既不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之其他引诱，
则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
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
唯一间接办法。
然而这种政策之戌就亦受两种限制，不可忽视。若国内利率降低，投资
量增加，以致就业量冲破若干分界线，工资单位上涨，则国内成本增加，对
于国际贸易差额开始有不利影响。故增加顺差之努力，以后会物极必反，而
归失败。其次，若国内利率下降，比之他处利率为低，以致刺激对外贷款，
超过顺差额，则可以引起贵金属外流，于是情况一变，前功尽弃。国家愈大，
其国际地位愈重要，则受此两种限制之危险性亦愈大；盖设每年贵金属之产
量相当小，则一国有贵金属内流，即他国有贵金属外流，故设重商主义政策
推行过度，则不利影响之由来，不仅起于国内之成本上涨、利率下降，亦起
于国外之成本下降、利率上涨。
一国之国际贸易，可以因为贵金属太多、工资单位上涨而遭毁灭，则有
15 世纪下半叶及16 世纪之西班牙经济史，可供参证。20 世纪内，英国在战
前之经验则可以说明：若对外贷款以及在国外购置产业过分方便，则往往使
得国内利率不能下降，于是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若一国之灵活偏好太强，以
致即使贵金属长期大量内流，都不足使利率下降、真实财富增加，故该国常
在贫乏状态，此种实例则有印度在。
虽然如此，设有一社会，其工资单位、决定消费倾向之国民特性、以及
灵活偏好三者都相当稳定，其货币制度又以贵金属为基础，在货币数量与贵
金属数量之间常保持一固定关系，则政府当局为维持繁荣起见，必须密切注
意贸易差额。若贸易为顺差，又不太大，则颇有鼓励作用；若为逆差，则可
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但并不是限制进口愈严，则国际贸易之顺差愈大。早期重商主义者颇重
视这点，因此常常反对贸易限制，他们觉得，若把目光放远些，则贸易限制
是会不利于顺差的。在19 世纪中叶英国所处之特殊环境中，实行自由贸易恐
怕是最足促进当时英国之贸易顺差，就当代经验而论，战后欧洲各国都设法
限制贸易，增加顺差，而结果适得其反。
因为这种种理由，所以读者决不可轻易下结论，认为我将主张何种实际
政策。贸易限制，除非有特殊理由可以为之辩护，否则一般说来，的确颇可
非议。国际分工之利，经典学派虽然过分夸大，但到底是真的，很可观的。
而且，一国由贸易顺差得到的好处往往就是他国蒙受的损失（重商主义者很
明了这点），故尤其应当自己克制，避免过火，不要使得一国之贵金属数量
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度；况且假使这种政策推行过火，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
竞争，大家争取顺差，结果大家受损。①最后，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也不一定能
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有私人利益、行政无能、以及事情本身之困难等等原因，
结果可能和原意背道而驰。
因此，我的批评之要旨是说我以前师承而且拿来教人的自由放任学说，
其理论基础不够充分；我所反对的学说，是说利率与就业量会自动调整到最
适度水准，故关切贸易差额乃是浪费时间。倒是我们经济学界同仁犯了冒冒
失失之病，把几百年来执政者尽力追求的东西当作是庸人自扰。
在这种错误理论之影响之下，伦敦金融界逐渐设计了一个坏到无以复加
的办法来维持均衡：那就是一面严格维持外汇率，一面让银行利率涨落。这
样一来，国内利率就无法再和充分就业不悻。因为事实上不能不顾到国际支
付差额，于是设计了一个办法来管理；这个办法，不仅不保护国内利率，反
而把国内利率牺牲在盲目势力之下。晚近伦敦银行界得了许多教训，我们希
望从此以后，英国不再蹈以往复辙：因为要保护其国际支付差额，所以提高
利率，引起国内失业。
经典学派理论，在解释单独一个厂商之行为，以及解释雇用一特定量资
源所得产物之分配方法方面，自有其贡献，不可抹杀。在这几方面，不利用
这套思想方法，简直无法澄清思路。请不要因为我说他们忽略了前人学说中
之有价值部分，就以为我否认这点。但政治家所关切者，乃是整个经济体系，
如何使该体系中之全部资源达到最适度就业。在这方面，16、17 世纪之经济
思想，倒获得了处世智慧之一鳞一爪，而季嘉图之不切实际的抽象思维，反
而把此一鳞一爪先遗忘，后抹杀。重商主义者从禁止高利贷，维持国内货币
数量，防止工资单位上涨等数方面，竭力设法压低利率；若国内货币数量，
因为不可避免的贵金属外流、工资单位上涨等原因，②过形不足，则不惜诉诸
货币贬值以恢复之。这种种都表示重商主义者之智慧。
Ⅲ
也许有人会说，早期之从事经济思想者，只是偶然获得了些处世智慧，
并不太了解背后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须把他们的理由，以及他们的建议，
都作一番简短检讨。这件事情现在容易办到， 因为现在有海克雪尔
① 他对于重商主义者之看法，都归纳在原理第1 版第51 页脚注中：“在英德二 国，对于中古时代之论列
货币与国宫之关系者，曾经作了很多研究，大体说来、我们最 好说，他们因为对于货币之功用缺乏清楚了
解，所以思想不清；倒不是因为故作假定，认为要增加国富，只能从增加该国贵金属之数量着手，所以误
人歧途。”
② 《民族与图书周刊》（The Nation and the Athenaeum），1923 年11 月24 日。
（Heckscher）教授之大著《重商主义》，把两个世纪之经济思想提纲挚领写
了出来，供经济学上一般读者之参考。以下所引，主要皆录自该书。①
（1）重商主义者从来没有以为利率会自动调整，达到适宜水准；反之，
他们反复申述，利率太高乃是抑制财富扩张之主要障碍；他们甚而至于知道，
利率乃定于灵活偏好以及货币数量。他们所关切者，乃是一方面减低灵活偏
好，一方面增加货币数量；其中有几人还明白说出，他们之所以要设法增加
货币数量，乃是因为要减低利率。海克雪尔教授把重商主义者这一方面学说，
总结如下：
在某种限度以内，重商主义者敏锐之士在这方面所采立场，和
在其他方面一样，非常明朗。在他们看来，货币是——用现在术语
——一个生产原秦，与土地处于同等地位；他们有时把货币看作是
“人为的”财富，以别于“天然的”财富。利息乃是租用货币之代
价，性质一如地租。在此时期内，重商主义者探讨决定利率高低之
客观理由者日众，他们总认为货币数量决定利率。这方面材料很多，
此处只选几个典型例子，说明这个观念如何根深蒂固，历时甚久，
还颠扑不破。
在17 世纪20 年代之早期，关于货币政策以及东印度贸易引起
了一场论战，但论战两方面之领袖对于这一点，意见完全一致。杰
拉德·梅林斯（Gerard Malynes）说：“货币充沛可以减少高利贷”，
又举出详细理由，维护这句话（《商法》 ＇LexMercatoria＇以及《维
持自由贸易》＇MaintenanceofFreeＴrade＇，1622）。其劲敌爱德华·弥
赛尔顿（EdWardMissel－den）也说，“医治高利贷之法，也许是让
货币充塞” （ 《自由贸易或使贸易兴旺之道》＇Free Ｔ
radeortheMeanstomakeＴradeFlourish＇，同年）。半世纪以后，重
要作家之中有蔡尔特（Child）其人者，乃东印度公司之万能领袖，
又最善为该公司辩护。他竭力要求由国家制定最高利率；他又讨论
（1668），假使荷兰人把钱从英国提出去，则对于法定最高利率将
发生什么影响。他觉得要对付这个威胁，最好用债券作为通货，随
便转让，因为如此一来，则“至少有一半我国所用现款，将因此而
得弥补”。还有一个作家叫配第（petty），是超然于党派之争的，
他也和别人同样，认为利率之所以由1 分降至6 厘，乃是因为货币
数量增加（《政治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1676），他觉得
若一国铸市太多，则放款取利乃是适当补救办法（《货币略论》
＇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1682）。
这种想法，当然不限于英国，几年之后（1701，1706），法国
商人和政治家都不满意子当时利率之高，都矮罪于货币稀少；他们
想从增加货币流通量，设法减低利率。①
洛克（Locke）大概是第一人，把货币数量与利率之关系用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