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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正常特征之一，补救之道，也不在提高利率，因为提高利率，也许要阻
挠若干有用的投资，又会减低消费倾向；而在采取严峻步骤，例如重新分配
所得或其他办法，刺激消费倾向。
但是据我分析，只有采取前一种解释，才能说经济繁荣之特征乃是投资
过度。我认为在典型情况之下，并不是资本已经丰富到一种程度，若再多一
些，社会全体便无法加以合理运用，而是从事投资时之环境既不稳定，又不
能持久，因而投资时所作预期决不能实现。
当然，在繁荣时期，可能——甚至是不免——有人会眼花撩乱，于是有
某些资本资产的确生产得过多，其中有一部分不论用什么标准来判断都是浪
费资源。这种情形，即使不在繁荣时期，有时也会发生。这可以说是投资方
向错误（misdirected investment）。然而在此之上，繁荣时期之一个重要
特征乃是有许多投资，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实在只能产生年息2 厘，但在
人们预期之中，以为可以产生年息6 厘，便贸然根据此错误预期而下手。一
旦真相大白时，代之而起者，乃是过度悲观，于是有许多投资在充分就业之
下，实在可以产生年息2 厘，但在人们预期之中，以为不仅不能生息，还要
赔本，结果是新投资崩溃，产生失业状况，于是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原来
可以产生年息2 厘之投资，现在真是不能生息，还要赂本。我们所处之境，
正好象是闹着房荒，但现有房子，却又没有人住得起。
故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①后者也许可使
繁荣延长下去。补救商业循环之良方，不在取消繁荣，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衰
退状态；而在取消衰退，使我们永远处于准繁荣情况。
经济繁荣之后，必然继之以经济衰退者，是由利率及预期状态二者凑合
起来的：若预期完全准确，则利率已经太高，与充分就业不相容；但预期不
准确，故利率虽高，而事实上不发生阻挠作用。用冷静目光看，利率已经太
高，但过度乐观还能战胜利率，这种境界就是经济繁荣。
除了战时，我很怀疑在最近经验之中，我们有没有过一个经济繁荣，强
烈到一种程度，引起了充分就业。美国在1928—29 年，就业量固然很可满意，
但除了少数高度专业化的工人集团以外，我看不出有劳力不足之象；“瓶颈”
固然有几个，但总产量还可以扩充。假使所谓投资过度是指住宅之标准已经
高到一种程度，数量已经丰富到一种程度，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每个人已
可各得所需，而房屋在其寿命中所产收益也仅足抵过其重置成本，不能产生
① 以上说过（第十二章），私人投资者很少直接负责作新投资，但直接负责之雇主，即使自己看得很明白，
也往往不能不迎合市场看法，因为这样做法有利可图。
① 拙著《货币论》第四编所讨论者，有一部分与以上有关。
利息；又指运输、公用事业及农业改良等方面之投资，已经达到一点，若再
要增加，则其未来收益简直不足补偿其重置成本；假使是这种解释，则美国
在1929 年还没有投资过度，反之，说当时美国有此种投资过度，倒是荒谬。
当时实情，性质完全不同。在以往5 年内，新投资总量的确绝大，故若用冷
静目光观察，则再要增加投资，其未来收益必急剧下降。若有先见之明，则
资本之边际效率已经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潮，故除非压低长期利率至极低水
准，或避免方向错误被人过分热中之投资，否则“繁荣”再继续下去，基础
就不健全了。当时事实刚相反：利率之高，已足阻遏新投资，只有在投机冲
动之下，过分热中之嫌特别大的那些方面，投资还继续进行；若把利率提高
到足以克服这种投机冲动，则又把一切合理的新投资都阻遏住了。故若大量
新投资已经继续了一些时日，于是想用提高利率办法来挽救由此所产生的情
况，其愚拙和因为要医病所以把病人医死实不相上下。
国富如英美，假定消费倾向和现在一样，又设类乎充分就业状态能够延
续一段年月，则新投资量很可能会大到一种程度，最后达到了充分投资（full
investment）之境。所谓充分投资者，是指不论那一类持久品，如果再增加
一些，则其收益之总和，根据合理计算，不会超过其重置成本。而且，这种
情况可能在相当短时期内（例如25 年或更短）就可达到。请不要因为我曾说
过，如此意义之充分投资状态在过去昙花一现都不曾有过，就以为我否认有
这种可能性。
更进一步，即使我们假设，在当代经济繁荣时期，的确曾暂时达到充分
投资或投资过度（依照上述定义）之境，我们还是不能把提高利率作为适当
补救法。假使真有这种情形，那未那些把病根归之于消费不足者将理直气壮，
振振有词了。真正的补救办法，是用各种方法，例如所得之重分配等来增加
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维持某特定就业水准。
Ⅳ
有好几派学说，从各种不同观点出发，都认为当代社会之所以有就业不
足之长期趋势者，是因为消费不足，换句话说，是因为社会习惯以及财富分
配使得消费倾向不免太低；这里不妨对这种学说说几句话。
在现有情形之下（或至少是在不久以前的情形之下），投资量是没有计
划的，没有统制的，受资本之边际效率以及长期利率二者支配。前者决定于
私人判断，作此判断者，或茫无所知，或从事投机，因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变
幻多端；后者则有基于成规的最低水准，不能（或很少）再低。在这种情形
之下，用这种学说作为实际施政之指南，无疑是对的；因为除此以外，没有
别的方法可以把平均就业量提高到更满意的水准。假使事实上不大可能增加
投资量，则除了增加消费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较高就业水准。
就实际政策而论，我和这些学派不同之处只有一点：我觉得他们不免太
着重干增加消费，而在现在这个时候增加投资，对于社会还有许多好处。就
理论而论，他们可批评之处乃在他们忽视：增加产量之道不止一个，而有两
个。即使我们决定最好让资本慢慢增加，集中力量来增加消费，我们也应当
放开目光，把别种办法仔细考虑以后，再作此决定。我自己认为，增加资本
数量，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性，对于社会有极大好处。然而这个只是一个实
际判断。不是理论上非如此不可。
我也承认，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
量，让资本之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在目前
消费倾向之下，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操纵投资，恐怕充分就业还是很难维持，
因此两策可以同时并用：增加投资，同时提高消费。投资既经增加，则即使
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消费亦必提高，以与此投资增加相符合；所谓提高消
费，不是仅仅指此，而是还要提高一层。
用整数举一个例。设今日之平均产量比之充分就业情形下所可能有的产
量，要低15％，又设在今日平均产量之中，10％乃代表净投资，90％乃消费，
更设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若要达到充分就业，则净投资必须增加50％，于
是在充分就业之下，产量由100 增为115，肖费由90 增为100，净投资由10
增为15。所谓双管齐下者，是指我们也许可以修改消费倾向，使得在充分就
业之下，消费由90 增为103，净投资由10 增为12。
Ⅴ
还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商业循环，既不在增加消费，亦不在增加投
资，而在减少求职人数，换句话说，把现有就业量重新分配一下，就业量或
产量则不增。
我觉得这种计划还嫌太早，——比之增加消费计划，还嫌过早。将来也
许会有一天，那时每人会权衡增加闲暇（leisure）或增加所得之利弊得失；
但就目下情形而论，似乎绝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所得增加，不选择闲暇增加。
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理由，可以强迫这些人多享受一些清闲。
Ⅵ
真有点奇怪，居然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商业循环，最好是提高利率，
防患于未然，在初期就把经济繁荣遏制住了。唯一可为这种政策辩护者，乃
是罗伯森之说；他实际上假定着充分就业是不能达到的一种理想，我们至多
只能希望达到一个就业水准，比现在要稳定许多，平均起来比现在稍为高些。
假使在统制投资或消费倾向方面，想不出多大办法，又假定现有状态大
体上会继续下去，那未采取一种银行政策，其所定利率之高，足以阻遏最过
火的乐观主义者，使得经济繁荣在萌芽时期即遭铲除，这样是否反而好些，
倒颇可商讨。经济衰退时期，因为预期不能实现，可能引起许多损失与浪费，
假使阻遏在先，也许有用投资（useful investment）之平均水准倒反而要高
些。根据其自己假定，这个看法是否正确，很难断言；因为这是事实判断问
题，而所据资料却不够充分。这种看法也许忽略了一点：即使投资方向事后
证明为完全错误，但由此引起的消费增加，对社会还是有利的，故即使是这
种投资，还比毫无投资好。还有，假使遇到美国1929 年那样的经济繁荣，手
中所有武器又只是当时联邦准备制度所有的那几种，则即使让最贤明的金融
当局来统制，也会感到棘手；其权限中所有办法，无论用那一项，结果都差
不多，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看法太失败命定论（defeatist），危险而不必
要；太默认现存经济体系中之缺点，不努力设法补救。
只要就业水准显著超过（例如）前10 年之平均水准，便即刻提高利率来
加以抑制，这是一种严酷的看法。但为此种看法辩护者，除了以上所举罗伯
森之说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