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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的加法和减法
在讨论徐萍报道的这期评报会上，我问新闻部的同事，你们认为这个题材适合上头条吗？没有人反对，而且有人非常鲜明地支持说当然应该上——但事实上，在我们北京站的评报中，有人曾经提出这一题材是否应该拿到头条来的问题。顺便说一下，《南方周末》的业务讨论气氛非常自由，我认为这是我们最为珍贵的传统之一。
所谓头条问题，内涵应该是《南方周末》的方向问题，也就是《南方周末》的选择标准的问题。以徐萍上头条，反对者主要的想法可能是认为“卖*”题材严肃性不足而猎奇色彩有余。
在徐萍这样一个色彩复杂的题材上面，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我在内部评报会上说到一个观点，“没有猎奇的题材，只有猎奇的操作”。讨论类似的问题就好比在讨论是否应该将《茶花女》或者《羊脂球》称为严肃文学。
我们是否在徐萍这个事情上，真的可以了解什么叫“生活比文学更为荒诞”，正因为事实本身的不可思议，我们比其他题材更强调其庄重性和严肃性。在第一个层面上，我们希望这是一条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报道，我们希望呈现在这个女教师身上的一种朴素的人性的光辉。
但是还不止于此，我们不能只能告诉读者一个故事就结束。梅尔文？门彻在他的著名的新闻学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中文版中说，“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应懂得把事件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来思考，来发现其原因和结果的重要性。这意味着，记者不禁要不断发展采访报道的技巧，还要扩展对人的理解，对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的理解。”徐萍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个置身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种制度甚至是一种文化中的女教师。我们希望通过徐萍，来探讨关于中国农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相信，在很多时候，评判新闻的高下，其实是在评判一种价值判断的能力。优秀的报道应该能够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优秀的报道应该赋予事件以意义。我们在操作徐萍稿件的时候，一直清醒地在意识到这一点。
在我们的框架中，解决这一问题的纵深稿非常重要。这就是那篇未能刊发的纵深稿《不让姐姐再流泪》，具体观点不在此赘述。承载这些功能的部分，我曾经考虑由专家对徐萍的事情发表评论，但后来还是决定让傅剑锋以记者手记的方式来呈现。因为傅剑锋对于这类问题一直有所积累，而我们都希望这是一个有所集中，有所发散的评论，希望重要的是点出问题，启发读者思考。
傅剑锋拿出来这篇稿子之后，我甚至比对他写的主稿还要满意。这两篇稿件的搭配使整组报道的分量都大大加重。很可惜，我们在这方面的意图最后没有出来，而这一重要的缺失确实对于读者理解我们的意图产生了困扰。因此，只是报纸呈现的部分，让读者产生对于南周在追求猎奇效果的印象，其实并不奇怪。
事实上，在使用材料方面，因为徐萍对于记者的彻底敞开心扉，关于徐萍和她的家庭，如果追求猎奇，记者拿到太多的材料可以去吸引眼球。如果是一家小报，那么这些内容将会是填充版面的最精彩内容。但是，我们最终舍弃了很多东西，因为这与我们要表达的主旨无关。
我想说，在做这些加法和减法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南方周末》式的。正义、理性、良知、爱心”，是这份报纸的精神核心。
记者的宿命
美国有个普利策新闻奖被取消的案例，《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库克一篇关于8岁吸毒男孩的报道，被证明纯属伪造，当时那位记者提出因为保护被采访人的缘故，不能使用真实姓名。
我一定比那篇报道的编辑要轻松得多，因为通过对记者采访过程的密切跟踪，我知道真实性不是我们报道的问题。但在采访和呈现方面，我们觉得我们确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提高。
同样是没有名字的报道，我相信反而是普利策奖那篇伪造的报道看起来更加天衣无缝，它要赢得那么多苛刻评委的心，要有很多的故事，很多打动人的细节。
需要说明的是，徐萍文章中有些让人生疑的地方，事实上是后期的一些不当的处理导致，但我们讲故事的技巧确实还带有一定遗憾。
特别是报道对徐萍的行为逻辑的探讨和性格塑造方面，感觉不够充实。傅剑锋非常诚恳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些后悔，应该再回去一次，进行更为扎实的采访。但同时他表示苦恼，因为这个题材的特殊性，一些问题他感觉到很难问出口。比如说，到徐萍家里做采访时，徐萍提出来她不希望记者过多和弟弟们谈这个问题，因为除了大弟弟，别的弟弟根本不知道徐萍的经历。大弟弟也知道得不多，他们平常很忌讳谈及这个话题。这个要求说起来无可厚非，但对傅剑锋来说，他无疑是在放弃了能够拿到更多细节，从而增加文章可信度的机会。
有一个说法，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对事件“冷静而又充满关切”。但事实上，需要冷静到什么程度？关切到什么程度呢？《南方周末》上海站的记者朱红军曾经写过一个故事，在他去调查一家民营慈善医院的时候，对院长本身的动机产生怀疑，在第一次采访之后，他“赶着准备了十余个自以为极其犀利的问题”，“我的设想是，把他问的拍起桌子来，就是最大的成功。”
结果，第二天，他在办公室里会见客人，他们只好在隔壁房间等。十分钟后，隔壁传来“院长昏倒了”的叫喊。他们出得门去，看到老院长已经被众人围着，躺在了沙发上。老院长在一帮人的手忙脚乱下，接上氧气，推进了重症病房。这期间，朱红军还试图等待片刻，以便继续到病房里采访。但被他家属挡了驾。
回来的路上，朱红军为采访未遂，焦虑不安。但同去的《南方周末》摄影记者王轶庶说了一句话，让他陡生尴尬，“你丫当时要是还想着采访人家，我就要鄙视你了。”
但朱红军一直怀疑老院长在“作秀”，直到半个月后，院长的儿子打来电话说，院长去世了。这个消息对他震动很大，他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生命就倒在面前，我因为职业的要求，因为自以为正确的怀疑，连一丝对生命的敬畏都没有”。
而傅剑锋的烦恼则来自另一方面。也许这是记者的宿命，只要身为记者，就无往而不在困境之中。
但在徐萍的报道中，确实还有未能充分利用的空间。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找到更多的消息来源？在不能过多用言语去探求真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细致的观察来弥补不足？也许一些关键意义的细节呈现会让文章更为可信而生动。
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甚至好很多。当然这会有些其他的原因，我和傅剑锋多次像祥林嫂一样自责：“假如我们早知道能够发出来的话……”
3、苏永通：没有这个基础，又有何意义可言？
很不厚道，再说点：
让读者产生误解或误读的，我觉得最大的原因不应该是缺少述评稿。
1、读者最大的误解是事情的真实性，因此误解首先是因主稿的缺陷造成，见报稿几乎可以算是失实报道；
2、没有述评，才是导致读者的另一层误解——即猎奇的最大因素。
编辑和记者正是从外界的各种因素（大学高收费等）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群体的影响，发现了新闻价值所在。但真实性是新闻价值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又有何意义可言？文章讲到了外界各种因素对徐萍的逼迫，但她自身抉择的因素体现得不够充分。
述评写得不错，但有贪多求全之嫌……能看到那么多问题，说明记者的视野非常开阔；个案折射出那么多问题，感觉放大得太厉害了；有些论述我认为不严密，比如这个村庄考上大学数量减少，是因为读不起，还是其他因素（也可能是学生素质因素，教育质量因素……）？
另外，把徐萍个人的安稳生活和报社利益相比，我们当然要保护她的她的家人；但报纸也得对公众对读者负责。读者反响很大，正面的和负面的，都应该重视。如果真实性都成问题的话，那么发出“南周堕落了”这样的声音奇怪吗？
稿子在新闻流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理解。大家内心都有一样的坚持，你并不孤单。
4、傅剑锋：什么叫“失实”
谢谢苏童童的批评。
苏童童后面的批评，我认为是比较中肯的，尽管我不能完全认同。但对前面“见报稿几乎可以算是失实报道”这句话，我表示严重抗议。
这个报道的事实性是没问题的，我不可能拿我的职业生涯开玩笑，你这样说对我是一种污蔑，我绝不认同！
我已经一再说了，在表述上因为隐私原因对一些要素作了模糊处理，以及涉及到政治安全原因的问题而对地名作出处理，由此引起的质疑是正常且有可理解处。但一个内部人作出这样“失实”这样的判断，我就开始怀疑你知不知道目前南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生态中生存？
另外我想说的，什么叫“失实”？且不去说事实，就是从逻辑上说，你要判断我的报道“失实”，你也得知道有一个不同于此报道的“真相”。如果你连这个“真相”都不知道，你怎么判断这是失实的。那么，你对这个“真相”进行调查过吗？如果你调查过的话，那么请把证明这一真相的证据呈现给我。告诉你，我有许多没法拿到报纸上，但可以证明这一报道为事实的“证据”给你看，你有吗？
5、苏永通：我所说的“失实”
傅老师有所误解。我怎么可能诬蔑自己的同事。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自己的个人道德，如同傅老师相信自己的职业操守。
我所说的“失实”，指的是见报稿中缺少必要的真实性元素，这是很明显的硬伤；不是说事实“失实”。这仅仅是我个人教科书式的理解。不知道大家是否信奉“只有调查，才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