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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真的很害怕……那种滋味，比自己用刀来割破身体还要难受……我只想要平静的生活，我只想靠自己的工资去支撑这个家。”
记者介入调查后发现，不只有欠工资的问题，徐萍在2004年5月份转为公办教师后，拿的仍是300元／月的工资。那时当地政策规定，中专毕业的新进公办老师300元／月，大专400元／月，干满三年才能转正拿700元／月。该市有关官员向记者解释，本市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县级市，尤其是近年取消农业税后财政更显困难，财政支出主要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为了节省财政，该市目前拿300元／月的代课教师数量仍有1391人。2004年9月份，这项关于公办教师工资的土政策才被取消。徐萍也终于在这一年的9月领到了700元／月。
但这700元／月的工资也常常不能足额领到。除了每年被摊派上百元的书报费外，仅去年每位教师被要求对建造当地博物馆、生态公园等的捐助就达数百元，镇政府甚至要求教师们在今年捐出一个月的工资填上紧缺的修路款。
闻知记者到访的市宣传干部称，自从农业税取消后，市里办公共事业难上加难，他作为公务员也经常被要求给公共建设捐钱。另一方面，他也承诺，因调整编制被拖欠的教师工资将以最快速度发下去。果然，这起三个月没有解决的“调整编制问题”在三天内就解决了，徐萍等46位被拖欠工资的老师得到了工资。
徐萍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正在家里，当时她就哭了。她的大弟弟拉着她的手，眼圈也有些红。但他无法想象两个读高三的弟弟如果今年也考上大学，学费怎么办。“我是幸福的，因为有最好的姐姐和妈妈，有最好的爸爸和两个很争气的弟弟。”这个年轻人很认真地告诉记者，“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真地很幸运。”
（编者注：为了保护本报道主人公，此稿隐去了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主人公及其家人的真实姓名）
1、傅剑锋：关于乡村女教师卖身供弟上学的采访经历
乡村女教师徐萍（化名）卖身供弟上学以及被拖欠工资的线索，南方周末是在去年11月底接到的。这位女教师正是因为被拖欠了三个月工资，并且经常被克扣，在忍无可忍之下向我们反映了她的整个身世际遇。头版编辑杨瑞春曾先后想安排记者南香红和李海鹏去作调查，但因为他们有其它事脱不开身，这一线索就交给了我。
在这一过程中，实习生马小六与这位女教师保持了良好的电邮、电话沟通，为此后采访这位女教师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我与杨瑞春商量的结果，认为这个稿子能不能最终刊出把握不大，其一是事件的尖锐性，其二是卖身经历的难以求证性。但经过一番权衡，我说我还是愿意去。如果调查属实能刊出是最好，如果不能刊出，哪怕作一个对中国农村的个人记录也是值得，这其实是一种历史责任。并且，都要过春节了，这样一位老师被欠着工资，实让人于心不忍，我们之行即使最失败也总可以讨回她应得的工资。
2006年1月16日，经过大约五六小时的长途车颠簸，先到了这一地方的一个地级市。我们在当地的车站口见到了徐萍。这是一个瘦小的女孩，尽管我们知道她才24虚岁（23岁周岁），但脸相显老得象二十七八岁，只有她的清澈的眼睛与脑后两根马尾辫还能让人感到她其实还没那么老。我猜测这和她的经历，特别是长期的心理压力是有关的。
她带我们到了她男朋友的家。她的男友是一个普通蓝领，有着一间靠按揭贷款的近百平方米的房子。男友是徐萍在去年相识的，对她很好，每月给她一些生活费，她则把工资省下来全部供弟弟们上学。这位二十多岁的男子看到我们到来，笑得很和善，他的脸看起来敦厚有些福相。他和徐萍一样，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告诉我们此前他早已知道女友的卖身供学经历，他说他能看淡这些，能理解并宽容她的过往，然后就上夜班去了。（这里的详细情况因涉及保护个人隐私，稿子里没有涉及）
在那一天，我和实习生马小六与徐萍有了深入的交谈（全部作了录音）。她也把一些重要的证据，她的日记，教师证，她的工资卡，她经曾生过病的部分病历，部分的学生写给她的信与纸条（在她的学校宿舍还保存了许多）给了我们看，我都一一拍拍了照片。另外，也从她那里获得了知道她卖身经历的她的几个朋友的电话，这有当地一个公务员（他要求不公开他的个人简况）、中山大学的学生李俊，以及另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要求不能公开他的个人情况），与他们作了旁证，初步确认了她的经历的真实性。
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徐萍保持了极度的克制，她说信了佛教后，已经没有象过去那样苦痛了。她讲得很平静，就象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她也非常单纯，对我们高度的信任，一些极度隐私的事情，她也不隐瞒。当时我想，如果是女记者来采访可能更好些，因为涉及到卖身经历的身体伤害可以有更直接地印证。
实习生马小六已和她在前期交流中建立了良好的友情，她告诉马小六，其实她一直心里很苦，她觉得做姐姐要帮三个弟弟交学费好辛苦，她希望来世只做别人的妹妹。她希望马小六象哥哥一样摸一下她的头，她说：“我在下课时摸摸孩子们的头时，他们总是会很开心，感到老师是那么爱护他们。”马小六真得就象哥哥一样摸了一下她的头，徐萍很开心地笑了，我站在一旁不由的眼睛有些湿了。一个才这么点年龄的女孩，不但没有享受到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快乐与爱情，却为家庭承担着如此沉荷的生活负担，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命运？
二
第二天，我们再坐车近两小时来到了徐萍所在的乡村学校。学校已放寒假，在她的教师宿舍里，我们看到了学生送给她的许多图画与小纸条。去年九月份，学生们知道她因为生活困难想去做尼姑，就写了许多纸条与信安慰她，说不想老师走。在宿舍一个角落，还堆着些米、鸡蛋和红薯。这是2005年11月份时学生们送的。当时有另一老师告诉学生们，徐萍老师虽然被拖欠三个月工资工资了还在为你们上课，你们一定要听话啊。懂事的学生就拿这些东西想帮老师渡过难关。我们也采访了该校的另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也知道徐萍以前卖身供学的事，但他认为这么一位爱学生的老师是不错的，他不愿在徐萍过去的事上作交谈。他和学校的其它老师更多地向记者反映了教师工资被克扣与拖欠，以及学校经费紧张等事，以及一些相关证据。
当天下午，我们和徐萍坐了一辆过路车去她的家。刚到家门口，一群当地镇政府的官员就迎了出来。
原来，徐萍在请求我们过来前隐瞒了一些事。因为她想急着讨回工资，已在我们到达的前两天给人民网写了投诉信。投诉信被人民网上被公开了，人民网记者也打电话向当地官员查询此事。所以，当地官员不但知道了徐萍卖身供学的事，而且这些官员早已对记者将来调查此事作好了准备，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我们是人民网的。并且，徐萍在给我们报料前，已给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的编导王卓慧写过信，王卓慧一度想让陈晓楠采访她，后来徐萍又考虑到可能会给家庭带来过大压力而反悔。最后是一直想帮助她的朋友――中山大学的李俊建议来找本报的。（注，在报道后的几天，徐萍委托记者拒绝了大部分媒体的采访，她说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但最近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不出镜采访）
此后，官员们无时不刻地盯着我们，对他们家正常的采访已经无法进行。于是，在此后的两天里，我们就暂停了对徐萍一家的采访，我们转而采访当地官员，主要集中于拖欠和克扣教师工资，乡镇的义务教育和教师待遇，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收支，农民的收入和供学情况。因为这些旁杂的调查有利于观察徐萍这样一个家庭的命运变迁的各种要素和背景。
在这两天多的过程中，拖欠工资的情况也基本清楚了，当地政府也表示将很快把拖欠部分打入四十多位老师的帐户中。我们就向他们作了告别，他们也以为我们已经走了。其实，我们又到了徐萍家，对她的父母和弟弟作了详细的采访。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徐萍的大弟弟和母亲知道她以前卖身供学的事，但徐萍希望我们不要问这件事，她怕爸爸知道会想不开。所以，对这件事我们虽然旁敲侧击，但出于基本的人伦常理，确实无法开口直接求证。然后我对这个村的一些村民作了些简单的日常情况访谈。（在我们的报道出来后，徐萍读高中的二弟弟不相信姐姐作出过这样的牺牲的，徐萍的母亲拿着报纸告诉他：“报纸上写的是真的，你只有读好了书才能报答姐姐”）
在我们告别他们一家的时候，当地官员称拖欠的工资已打入帐户。我和编辑杨瑞春、实习生马小六给了徐萍一家六百元的治病钱，希望不要误了她妈妈的病。徐萍当时就哭了，在裸露着砖板的家门口，她的双肩微微耸动。
三
尽管徐萍反映的情况属实，但因为涉及到部分被调查者的隐私，或者是他们不愿公开他们的真实姓名，或者是涉及到人伦常情不宜直接求证，所以一旦放诸于文本中间就不得不隐去一些重要的证据，容易使读者产生孤证的嫌疑，甚至使读者怀疑报道的可靠性。另外，尽管徐萍同意报道她的事，但如果报道给徐萍一家的现实生活带来伤害，我也会于心不安。所以我一度和编辑杨瑞春说，这样一个题，我们帮她讨回工资，写一个内部报告就行了。杨瑞春也一度认为，如果真会对她家造成伤害，那我们宁愿选择不发。
此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没有决定要写此稿。在这些日子里，我和编辑杨瑞春讨论最多的是这个稿子可能涉及到的各种新闻伦理问题。我们达成的一致想法是，尽管这个女教师家人的遭际是反映农村问题的既极端又充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