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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样的角色……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彻底理解了次贷危机。
从表面上来看，次贷危机中似乎所有的人都是输家。有人问道：“次贷危机，美国损失了，欧洲和日本损失了，中国也损失了，钱亏到月球上去了吗？”这种困惑代表了很多人在次贷危机下的迷茫。
笔者要说的是，如果是一场自然灾难，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全输，但是，如果一场灾难是人为制造的，一定有潜在的大赢家，通常就是危机的制造者。次贷危机是一个大陷阱，有人不动声色地成了大赢家，成为灾难的受益者。
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是财富重新分配和转移的过程，但是，假象欺骗了人们的眼睛，遮掩了真相。从表面上来看，美国也是受损者，其依据是大批普通的美国人因还不起贷款而失去房屋，住进庇护所，同时，包括美国投行在内的金融业损失惨重。
的确，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但事实上，在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赢家。
次贷危机让那些原本买不起住房的人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享受拥有住房的快感时，却发现这快感竟然是如此短暂。
其实，他们本来就是被作为道具而推上前台的：一场不见硝烟的金融战正在展开，而次贷危机不过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也是全球财富转移和重新分配的过程。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财富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被转移和重新分配，等次贷危机过后，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次贷危机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大的赢家。哭得最响亮的人，不一定是最悲伤的。在我国农村，就有一种拿钱替人哭的营生，给的钱越多，他们哭得越痛越肝肠寸断，而他们内心其实是充满欢喜的。
大批普通的美国人因还不起贷款而失去房屋以及美国投行的倒闭，并不等同于美国的损失。我们所说的美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实，应该这样表述：美国的低收入者无疑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他们被剥夺了仅有的财富，当他们因为还不起贷款被赶出家园时，内心的痛楚不难想象。而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隐藏着的制造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则是实实在在的大赢家。更确切地说，美国的弱者也不是这场危机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他们在被作为
道具使用后，在经历一段黑暗的日子后，仍会享受到相对好一些的福利待
遇—次贷危机过后，美国政府将能向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福利。
美国购房的普通民众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具或者诱饵。他们本来不应该买房，也没有资格和实力买房，但是，政府、金融机构甚至活跃于房地产领域的各类经纪人，人为地“创造条件”，让他们购买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搬进自己的新家，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各种金融衍生品被疯狂地创造了出来。这些金融衍生品被打包和包装后销售给全世界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者，把风险和成本也迅速转嫁了出去。
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原来那些买不起房的人重新搬出了新房，作为道具的角色，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房价下跌使更多的美国人买到了便宜房子，减轻了政府的住房保障压力。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去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更何况，现在的一些住房本身就可以承担公共住房的功能。而那些金融衍生品的制造者，他们获利丰厚，满载而归。在“道具”们搬出新房后，这些建在美国土地上的房屋作为抵押物归属于美国金融机构，将来房价一旦步入上涨周期，美国金融机构会因为房价的升值而再次迅速膨胀为巨人，成为世界上一个个最令人畏惧的、拥有惊人财富的大鳄。美国政府由于接管了部分金融机构，也将从中受益，这会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而全世界那些购买次级债券及相关衍生品的投资者，却由于大都不以基础资产为支撑，只能无奈地吞下苦果。这就是次贷危机的真相—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真相，接下来还有更多，需要我们一一剖析。
小布什与华尔街，谁利用了谁？
次贷危机最直接的起因，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问题埋单—这或许不是什么阴谋，因为一切都是在阳光下进行，却在客观上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当以次级债构筑起来的各种产品被卖到世界各地时，美国筹到了数目惊人的房屋建设资金，而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和相关从业人员也赚了满钵。
追溯次贷危机的根源，我们会发现，小布什与华尔街，因为不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前者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后者为了通过金融衍生品贪婪地牟取暴利，他们共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自古到今，在任何一个国家，住房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问题，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以对住房问题的良好解决为重要依托。
发达国家都深谙安居乐业之道，它们都首先在法律上明确政府在住房建设方面的责任。
比如，早在1901年荷兰就颁布了《住房法》，明确规定：政府应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和制定建筑规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宪法更是强调“提供充足住房”是政府的责任。1974年，荷兰又颁布了《租房与补贴白皮书》，强调“住房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合适的住房”。依据法律规定，荷兰政府共建造了239。36万套公共住房，这一数字在人口不多的荷兰是相当惊人的。
1919年，英国颁布了《阿迪逊法》（又称《住房和城镇规划法》），明确规定：解决住房问题属于公共事物，政府应对公共住房建设提供支持。资料显示，在1946～1951年间，英国政府负责建造的房屋总量高达全国建房总量的78％，由于政府的努力，住房短缺问题以最快的速度得到解决。
1937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住房法案》1，授权地方政府成立公共住房委员会负责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建设，居住者只需支付较低的房租。1949年，美国修订的《住房法案》批准政府建造公共住房，美国建造了大约130万套公共住房，这些住房绝大部分建造在市中心，而不是像我国的经济适用房那样建造在偏僻的城外。随后，美国又陆续颁布了诸如《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住房和社区发展法》等法律，住房的公共特性因此得到保证。2
美国对住房问题极其重视。罗斯福有句名言：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不可战胜。这是一句非常经典的概括。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宗旨之一就是努力让每一个家庭买得起自己的住房，并且减低在购房能力方面的贫富差别。人口调查局的研究显示，家庭住房拥有率提高对促进家庭和社会进步非常重要。拥有稳定住房的家庭更和谐稳定，对社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贡献更大。他们更加愿意做志愿者和从事慈善活动，犯罪率也相对较低。因此，美国从政府到商业机构都把提高居民的私有住房拥有率当做重要的目标。
事实上，这个结论至今仍受到学者的质疑。《美国住房政策》的作者阿列克斯·施瓦兹就指出：“很多关于自有房好处的宣扬只是根据极少的研究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另外，关于自有房的经济获益大家所知甚多，但其在社会、心理、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却没有被充分检验。首先，目前为止的研究不能解释为什么自有住房能带来这些良性结果；其次，关于自有房导致社会稳定、个人满足及儿童健康发展等良性结果的过程还没有被真正揭示出来。”
但不管怎样，提高家庭住房拥有率成了美国首脑主政的重点。小布什多次强调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3，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
所有者社会是小布什心中的一个梦想，事实上，小布什总统上任伊始推出的住房计划就已经体现出这种思路。
在美国的住房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那就是政府负担与公共住房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只有到了小布什时代，才真正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其后果是今天全世界都在饱受次贷危机的折磨。
纵观美国历任总统的住房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注重为低收入者建造公共住房或者提供补贴，美国大部分总统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类做法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因为公共住房的兴建成本完全由政府支付，政府不堪重负。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为减轻建房负担，进一步扩展了住房政策，鼓励私营开发商为低收入者建造住房。这一政策从1968年通过的《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中可以清晰看出来。该法有两大突破：一是为发展商提供低于正常市场水平的贷款利率，使其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低于正常租金水平的住房；二是在联邦住房委员会（FHA）的抵押贷款保险计划下，为符合要求的买房者提供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但是，私人建公共住房，质量难以保障，经常不得不拆除重建，造成重复建设，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1972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通过了《住房和社区发展法》，把住房保障的重点放在直接补贴需求者身上，对新建住房、大修住房、存量住房给予补助，1978年后又规定对承租住房的一般性维修也给予补助，以提高低收入者支付租金的能力。4
为低收入者建造公共住房或者提供补贴的方式都使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负担。于是，另一类住房政策走上前台，那就是通过鼓励低收入者购房、提高家庭住房拥有率的方式来解决住房问题，减轻政府的负担5。巧合的是，在这方面做得最优秀的两位总统，正是老布什与小布什。
1988年11月8日，老布什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