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螅坏酪迳隙怨业脑鹑胃校患右孕郧樯嫌质恰桓始拍ǚ裨虻背跻膊换崛ジ愀锩谠诙计仁顾欧歉阏尾豢伞５歉阏斡执聿涣巳魏紊缁崃α亢徒准叮辉谏嫌置挥幸桓觥Ｖ翘熳荨摹ブ鳌梢匀バе摇Ｔ揽⒍戊魅鹨慌浞颍衷斗钦庑┮浴渭摇悦酚小檬乐拧娜宋锼芨市牡褪椎摹Ｋ拇Σ蛔疟呒手保堑男卸椭皇芰街至α恐淞恕５谝皇歉鋈饲猩淼睦Γ坏诙闶歉鋈说恼涡叛觥�
论起切身利害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书生出生，还未下流到‘无赖’的程度。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起家的。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时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国’的最高原则。他们反对过满清大皇帝，也反对过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变的民主基础来‘慎施命令’的寡头作风，他们也照样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来说，他们原系有‘道’之士。但是当他们由于无拳无勇，有道难行之时，他们又没有孔二老头子‘乘桴浮海’的决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战国时代‘游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们要向有权有兵者游说，以图合作了。从政治信仰来看，他们可能为着原则，有时还要摆一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的架子！从利禄着眼，则有时难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挟纵横之术，来干禄公卿，至于原则也早就收起不谈了。这便是早期政学系成员的本质。不过民国还粗具大一统之外表；他们也还有个‘国会’为老巢，所以政学系事实便是一群气息相投的‘策士’的组织。其动机虽万难与孟轲、荀卿的游说相比；其作风亦尚略胜于‘收两国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外两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人民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决于人民之投票。我国早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存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可辅翼天子，调理阴阳，可惜他们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如果中国当时民主政治有基础，他们也可代表阶级利益，作民主党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团，在岑春煊、黎元洪、冯玉祥之间讨饭吃，本来也实够惨了，直至国民党北伐完成，‘国会’一去不复返，这一批‘政学系’内的职业官僚，难免就更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另谋职业之道了。
（五）
当政学系在华北华南皆无立足之地时，天无绝人之路，华南的革命政权发动了有名的北伐；和由这北伐而带来了的左右两派的分裂，天下又复多事。历史事实告诉过我们，统兵善战的将材，和口若悬河的策士们士唯恐天下无事的。天下愈多事，他们的机会也愈多。政学系的枯木因而又在这多事的国民党两派的夹缝中开始发芽了。
今且检讨一下国民党分裂的经过。
国民党在民国十二年打走了陈炯明，孙中山又在广州挂起‘大元帅’招牌之后，开始改组和联俄容共了。但在这改组之初，当权派的首领人物都是一字号‘中华革命党’的老班底。他们一致认为‘政学系’是革命党的叛徒，甘心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的官僚。尤其使他们不能容忍的则是出任张绍曾内阁的李根源，竟在民国十二年五月三日的国务会议中主张下令讨伐广东。虽然这一议案被黎元洪拒绝盖印而打消，广东国民党人对政学系实在是恨得牙痒痒的。
谁知政治的变化是莫测的。国民党改组之后，党权逐渐旁落，老一辈的‘中华革命党’终于变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广州。民国十四年中山逝世之后，广州方面竟形成汪精卫、蒋介石联合独裁的局面。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风气笼罩之下，中华革命党的老领袖都已被目为‘反革命’；那些依附军阀的‘政学系’的反动性，就更不必提了。当时汪精卫所领导之下，‘国民革命’的‘内容’便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军阀的走狗。军阀自然就是张作霖、吴佩孚一干人了。走狗是谁呢？政学系自然也在内了。谁知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第一位独裁者汪精卫不久也垮台了。掌权落道自称为‘党中后辈’的青年军人蒋总司令之手。
当民国十五年底北伐军声势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党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联合了共产党，对这一位以枪杆起家新领袖实行反击。这位新领袖原以一介匹夫，于三数年之间一跃而为有独裁全国趋势的政治、军事领袖。因而在军事胜利一日千里，尤其是在党内党外一致围剿他之时，为着扩展力量，为着自身生存，他便发现他的四周的军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贫乏了。他掌握偌大的政权和地盘，但是他环顾四周穿草鞋打绑腿的忠实信徒，多半是些只能和共产党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口号的新进少年。例如当时像程天放那样一流的人，做个乡长尚且才有不济，做到江西教育厅厅长便已天旋地转了，遑论其他。但是反蒋的却都是一时俊彦，都有萧、曹之才的人物。蒋公要开府东南，囊括天下，光凭几杆破枪，和一些只能喊口号耍皮拳的喽啰实不足以成大事。这位才大心细的领袖因而开始在党外人才中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内阁总理王正廷和黄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报人陈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网罗之列。
（六）
不过精敏如蒋氏者，他对前来投奔的高级人员亦有其取舍的标准。第一，那时反蒋的人都骂他是‘新军阀’、‘不革命’。因此他不敢贻人口实。他选择高级幕僚总要多少有点光荣的革命历史，因此真正的前安福和直系的官僚，他也不敢乱用。第二，蒋氏所缺的是方面之才，他要真有经验有干才，能‘治国用兵’的人。真脓包也是不行的。第三，他一定要‘用可不疑’的‘忠贞’分子，在党内和他有夙怨的如左派、共产派、西山派、汪胡派，蒋均敬而远之，存有戒心，绝不让其襄赞枢机。第四，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槃槃大才一定要是走投无路的亡命者。他们除依附蒋氏以取富贵之外；别处是投奔无门的。蒋氏盛衰也就决定他们的荣辱。只有如此，他们才会死心踏地为蒋效命。
数数这四重资格，则政学系诸公不禁捋须微笑，有舍我其谁之概了。
据当时的可靠消息，首先动这念头的便是政学系中最长于策划的杨永泰（畅卿），以畅卿之才华，恐怕在国民党左右派中鲜有其匹。论经验，他从旧国会到广东省长的经历，可说是内为宰辅，外为封疆皆能‘胜任愉快’。北伐初期总司令部内那批革命同志有几个能和畅卿比呢？若论恩怨，蒋氏资望太浅，北伐之前，他在党内尚不够资格与政学系结怨。至于说政学系曾‘倒’过‘总理’，究与姓蒋的何干呢？再从政学系的观点来看，这时只有蒋氏才可做他们的救命恩人。在当时革命空气之下，‘政学系’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反动派’代名词；纵使‘反动’的西山派得志，‘政学系’也断无死灰复燃之理。因此在国民党之下除依附蒋氏一人之外，‘政学系’诸公断然无路可走。就在这种特殊的‘供需律’支配之下，政学系便枯木逢春了。
不过政学系在当时究竟是革命党人一致公认‘反动派’，他们树大招风，蒋氏在宁汉分立之前还不敢公开‘借重’，因而首作入幕之宾的并不是政学系的主力，而是最初只能替政学系巨擘当当随员，跑跑文书的张群（岳军）。张氏是早期留学日本士官的正科生（蒋公本人的军事教育事实上尚未达到进士官的程度；其他所谓士官系要人，亦多半如此！），他受有完整的军事教育。辛亥革命时，在上海隶二十三师，虽未作战，也算是有汗马功劳的志士。嗣后二次革命也因反袁而亡命，袁氏称帝，岳军亦南下从戎，任岑春煊的幕僚，后又北上襄赞教育总长黄郛。经验和训练皆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很难找到的。加以岳军人情练达，对政学系尤有渊源，而当时又名不见经传，别人笑骂无由，因此首承借重，南昌初下，便出任总司令部总参议，作了蒋氏朝夕咨询的智囊。随着武汉方面反蒋空气之加浓，张氏在总司令部内的重量亦随之增加。从此便做了蒋与政学系之间的第一剂二氧化锰。
（七）
当民国十五年底蒋氏与徐谦（季龙）因迁都问题快要闹翻之时，蒋之唯一顾虑便是武汉方面的经济‘杯葛’。对蒋氏来说，前有大敌，后无粮草，内有反侧，必然是死路一条。就在这生死关头，政学系在新的政盘上，便赌下了第一注，使蒋氏能丢掉武汉那几架印‘五省通用券’的破印刷机而自立，而游刃有余。接着那自称与政学系无关而被政学系奉为神明的黄郛（膺白）被礼聘南来。（膺白非政学系的成员，因渠未尝入国会，而政学系则原为国会内的政团。）膺白在微时原与蒋总司令（原名志清）有金兰之雅。嗣黄氏北上直步青云，两任总长，最后竟贵为临时宰相，作摄理内阁总理；而蒋则因为交易所倒帐南下革命，只做了一名无实权的上校参谋。孰知两年之内乾坤倒转，膺白却又做了盟弟的入幕之宾。
膺白最初应聘抵赣时，在南昌总理纪念周上几次讲演，真是阖座倾服。黄是位风度翩翩、允文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