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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处理杂色武装问题时，要依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我们的目的是达到全部的改编和掌握，但这要有策略、有步骤、有方法，才能做到。在解决某一部分武装问题时还要考虑到对其他部分的影响，不要贪小便宜，不要因小失大，而要从全盘考虑问题。你们所提各项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在执行的步骤和方法上要防止过急的毛病。对少数民族武装，尤其要防止这点。
（四）中央明确规定，所有接收的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执行这一政策的好处很多，宋任穷同志将向你们传达说明，不赘。你们对旧员工规定先发短期的维持费是好的，其具体数目应在到达后与旧员工共同讨论决定，不要简单地由我们党内去决定，这点很重要。此外，你们规定“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对公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是不妥当的。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工资问题极其复杂，务必慎重处理，我们将湖南省委最近在长沙的经验发给你们，望好好研究。对重庆，在开始短期内，我们拟按工人职员的原有底薪分三级发生活维持费。每级数目到后才能决定，你们亦可考虑这个办法，但每级数目的规定必须报告中央局批准才能施行。
（五）新区问题极复杂，应从各方发现与研究，望多请示报告，以便取得我们的帮助。你们对下级亦应要求他们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五○年五月十六日）
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笔杆子太重”，不会写，怎么办？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领导同志不愿意写文章，新闻工作同志要主动去做工作。他不愿写，总有一个理由，“不会写，写不了”，或者“没有功夫”，那就主动找他，“你讲我写”，或者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但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写，新闻工作同志主动帮助，有计划地组织稿件。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
要办好地方报纸。《新华日报》最近有进步。我们的报纸要登中央发的一般消息，但作为地方报纸，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有的小报就比大报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当然，需要办大报的地方（大城市）必须办大报，但不是都要办大报。
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新华社总社发来的稿件应该重视，但比较好编。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不久前《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专论，讲的是剿匪中的情况，内容主要是批评。正确不正确？也正确。合不合时宜？不合时宜。正确与否要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来判断。在剿匪已经有了成绩，部队又很艰苦很努力的情况下，主要去批评就不合时宜了。放在一个月以前则刚合时宜。这说明我们的同志对剿匪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现在报纸的影响比过去大了，有些不正确的东西在报上一表扬，就糟了。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
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要召开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下一步是今冬明春的减租，也是从全西南提出的。
这些任务完成得怎样？剿匪方面，四川剿匪有很多好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什么叫胁从不问？“不问”是说不问罪，也就是不治罪。有的问都不问一下就放了，这就错了。总要教育教育，坦白一下，群众取保，才能释放啊。总的说，剿匪见效。贵州、云南的情况又各有不同。报纸必须抓住每个地方的特点，这就是指导性。
征收公粮，一般开始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后来很难收上来。万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较恰当，要好好介绍、表扬，这就是实现领导。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领导生产，整个情况不算坏。毛主席指示新区要保持原有的生产水平，不使降低，老区还要“长一寸”，这就不容易。当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但是开荒不要鼓励，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的问题是树林少。有的地方报告，他们从佃富农那里调剂了一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这也就是领导。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城市。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资方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最近报上登了些私营纱厂解决困难的报道，应该登，用私营企业的榜样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领导。我们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一件纱卖五百万元，这里要九百万元，谁来买？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据说有的工商业家对我们的政策有抵触，但他又确实在改，那就好，改好了会感到我们的政策对他是有帮助的。我们正处在大改革之中，破坏是难免的。管理非常不合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品的生产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东西的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十年之后还会有发展，如化妆品。我们要引导工商业向健全的方向发展。物价稳定对工商业有好处，最近一些贷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贷出的。对贷款要进行指导，指定用途。如贷给民生公司二十多亿，指定买煤、修船，这样也解决了煤矿业和机器业的一些问题。钱贷出去以后要检查，使之用到适当的地方，否则就造成无政府状态。有些东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导转产。
失业主要在大城市。据说重庆有五万人（全市工人二十五万），贵阳一万人（全市工人三万），成都两万人。对失业人员，要妥善安排和救济。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在干部中要进行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
中央要公布土地法，要无例外地领导各阶层人民学习，因为都牵涉到。学得好，为明年土改作准备，也为今年减租作准备。报纸要组织学习、讨论，使党内党外都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大家都学习了，了解了，就不容许干部乱干了，对整个领导有好处。
上面说的这些问题，都是报纸要实现领导的任务。在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用一个月时间，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样人们就注意了。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