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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里面运用的，就是在某一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一部分，中立一部分。《新区土改要点》指出，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总的打击面不得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这是为了扫除群众运动的障碍。如果大、中、小地主不分，甚至打到富农和中农头上，就像作战一样，是自己给自己筑起障碍。策略的意义，在于排除障碍，使得我们可以大踏步前进。这不是为地主打算，而是更容易团结和领导群众，把事情办好。我们的同志普遍缺乏这种策略思想，甚至拒绝这种思想，打击面很大，弄得障碍重重。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贫农们都说，你们早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别山的同志容易了解这种策略思想，因为他们受到的“报应”又猛又快。豫陕鄂这边会不会体会得那样深刻？没有吃亏的，也应该懂得。总之，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如果说这是迁就地主，不搞土改，那就错了。我们是坚定不移地搞土改的，我们这样做只能使土改进行得更快，否则就叫欲速则不达。
再拿工商业来说，也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教训，你以为是争取多数，实际上是脱离多数。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我们要组织自己的经济，供应战争的需要。我们的原则是艰苦奋斗，供给标准如果和华北一样，是完全超过现实可能的，应该依据新区的条件，有个适当的限度。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有了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再加上华北的帮助，问题就可以解决。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公营合作社，有将近十年积蓄的力量，六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同时，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发行的票子。我们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我们反对投机垄断，也要允许商人赚点钱。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
我们常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
一
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全区都应根据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中原全区四千五百万人口，我们业已基本上控制的区域约二千万人口，游击区约一千万人口，还没有到过我们部队的崭新区约一千五百万人口。而在控制区和游击区的三千万人口中，实行了分田的不超过四百万人口，其余的地方大都只分了浮财。因此，在极大部分的区域，包括没有真正分配土地的控制区及一切游击区和崭新区，都应根据中央指示，“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就是在那些已经分了土地的地方，因为问题很多，也应根据这个方针，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专门研究，订出办法，分别地实行调整。
二
在执行中央这一方针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某些干部的抵触，因此必须使干部从过去所犯“左”倾急性病的严重教训中来认识中央这一指示的全部正确性。我们过去的重要教训是：
子、我们制订的方针和计划，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的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分别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以大别山为例，有几十万人的地区分配了土地，国民党军结合地富势力很快组织起反攻，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区域或其他工作较好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又都是一些突出的孤岛，也便利于敌人的打击，所以很快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全部塌台，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残也最厉害。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都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领导的假分；或者是群众一度得到而又在敌情严重和地富威胁下，秘密将土地归还地富，改成租佃关系；或者是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坏很少的土地；或者是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富的土地。这种情况各地区都差不多，大都是由于当地群众并未真正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真实要求，而由外来干部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方法实行分配的结果。经验证明，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
丑、我们从领导机关到干部，一般地没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思想。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历次指示之后，虽然比较好些，有些地区业已开始获得良好反映，但一般体会并不深刻，甚至还有抵触的。由于我们反攻后对中原战局过于乐观，对新区地富力量仍然强大认识不足，以为枪杆加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事实上，在新区存在着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的力量。在地富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没有开明士绅和左翼分子，如安徽有反对国民党桂系的力量，河南有反对国民党汤恩伯的力量，我军刚到时，一般中小地主都没有跑等等。但是由于我们打倒一切和一次解决问题的“左”倾幼稚病的思想，忘记了毛主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指示，忘记了抗日时期的宝贵经验，或在过早实行土改上，或在筹粮筹款的负担政策（即打土豪的政策）上，或在工商政策（消灭地富的资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杀人问题上，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器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
寅、我们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这种办法虽然也起到一时刺激群众热情的作用，但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地富还利用了分散财产制造群众之间许多纠纷。尤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而尤以在军粮供应上损害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此外，我们曾经普遍地采用了粮食折菜金的办法，影响也很大。几月来，从分浮财和粮食折菜金两项中所浪费的粮食，其数目之大，实难估计。如不纠正这两件事，就可以弄翻群众，搞垮根据地。
卯、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这样轻率地打乱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使很大数量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的谋生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关广大人民生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