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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产区的联系被切断了。
德国的军事失败和两个帝国主义联盟的欧洲战争的结束，导致协约国的加强，武装干涉的加强，给苏维埃国家增加了新的困难。
另一方面，德国革命和欧洲国家中开始的革命运动，却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缓和了苏维埃国家的处境。
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工人和农民进行卫国战争，反对外国侵略者和资产阶级地主的白卫匪帮。苏维埃共和国及其红军把协约国的傀儡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弗兰格尔一个接一个地相继打败，把协约国的另一个傀儡皮尔苏茨基驱逐出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从而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干涉军赶出了苏维埃国境。
这样，国际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武装进攻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被革命打倒的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在武装干涉时期支持白卫将军和武装干涉者，对苏维埃共和国搞反革命阴谋，对苏维埃活动家搞恐怖活动。这些十月革命前在工人阶级中还有某些影响的党派，在国内战争时期已在人民群众面前完全暴露出是反革命党派。
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是这些党派在政治上灭亡和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彻底胜利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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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
（192l－1925年）
一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苏维埃国家。恢复时期的困难
苏维埃国家在结束战争以后，开始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的轨道。必须医治战争创伤。必须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整顿工业、运输业和农业。
但是，过渡到和平建设这件事，必须在非常困难的环堆下进行。国内战争的胜利得来不易。国家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反革命武装干涉战争弄得贫穷不堪。
1920年的农业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一半左右。而且战前水平还是沙俄那个贫困农村的水平。不仅如此，1920年还有许多省份歉收。农民经济情况困难。
工业情况更坏，已处于破坏状态。1920年的大工业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了七分之六。大多数工厂停工，矿场和矿井被破坏、被淹没。冶金业情况特别严重。生铁在1921年全年总共只炼了十一万六千三百吨，只等于战前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三左右。燃料不足。运输业遭破坏。国内原有的金属和布匹的储备差不多都已用完。国内的生活必需品，如面包、脂油、肉类、鞋类、衣服、火柴、食盐、煤油、肥皂，都痛感不足。
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人们对这种物品缺乏的情况还能忍受，有时甚至没有觉察。但是现在战争没有了，人们突然感到这种情况不堪忍受，要求立刻加以消除。
农民中间出现了不满情绪。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建立了和巩固了工人和农民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个联盟的建立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农民从苏维埃政权方面取得土地和免除地主富农压迫的保障，工人按照余粮收集制从农民方面取得粮食。
现在这种基础已经不够了。
苏维埃国家为了国防的需要，当时不得不按余粮收集制收集农民的所有余粮。不实行余粮收集制，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国内战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由于战争和武装干涉而被迫采取的。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农民接受余粮收集制，没有觉察商品不足，但是当战争已经结束、地主卷土重来的威胁已经过去的时候，农民就开始对征收全部杂粮的办法即余粮收集制感到不满，而要求供给他们充足的商品了。
整个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正如列宁指出的，同农民的利益发生了抵触。
不满情绪也侵入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承受了国内战争的主要重担，英勇忘我地进行了反对自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群寇的斗争，进行了消除经济破坏和饥荒的斗争。最有觉悟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优秀工人，表现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热忱。但是，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也影响了工人阶级。还在开工的少数工厂常常长时间停产。工人们不得不从事手工业，制作打火机和从事小宗的粮食买卖。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开始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涣散。一部分工人跑到农村去，不再成为工人，脱离了本阶级。一部分工人由于饥饿和疲惫产生了不满情绪。
一个问题摆在党的面前：要制定党在国内经济生活一切问题上的新方针，以适应新的情况。
于是党就着手制定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新方针。
但是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他们企图利用经济上的困难，企图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策动的富农叛乱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唐波夫省（安东诺夫叛乱）都发生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白卫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积极活动起来。敌人采取了新的策略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现在涂上了一层苏维埃色彩，已经不提“打倒苏维埃”这种破产了的旧口号，而是提“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员参加”这样的新口号。
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就是阶级敌人实行新策略的明显表现。这次叛乱发生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即1921年3月。领导叛乱的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外国的代表有勾结的白卫分子。起初，叛乱者力图打出“苏维埃”的招牌，掩盖他们恢复资本家地主的政权和所有制的意图。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反革命势力企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不满情绪，想在假装拥护苏维埃的口号下推翻苏维埃政权。
促成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有两个情况：军舰上水兵成分的变坏和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薄弱。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水兵，几乎个个上了前线，参加红军队伍英勇作战去了。补充到海军中的新兵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这些新兵都是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农民群众，反映了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至于当时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由于多次动员上前线，它已经大大削弱。这两个情况使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白卫分子有可能混进并控制了喀琅施塔得。
叛乱分子掌握了这个头等要塞、舰队和大批武器弹药。国际反革命势力已在欢庆胜利。但是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叛乱很快被苏维埃军队镇压下去。当时为了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叛乱分子，党派去了自己的优秀子弟——以伏罗希洛夫同志为首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红军战士踏着薄冰向喀琅施塔得前进。冰面踩破了，许多人被淹死。必须向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喀琅施塔得炮台冲击。对革命的忠诚和勇敢、为苏维埃政权捐躯的决心占了上风。喀琅施塔得要塞由红军猛力攻克。喀琅施塔得叛乱被肃清了。
二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反对派的失败。过渡到新经济政策
党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列宁多数清楚地知道，在战争结束并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以后，没有理由再保持由战争和封锁的情况所造成的规定太死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
中央懂得，余粮收集制已经没有必要了，必须代之以粮食税，好使农民能随意处理自己生产的大部分余粮。中央懂得，这种办法能活跃农业，扩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活跃国家的商品运转，改善城市供应，为工农联盟建立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
中央也知道，活跃工业是首要的任务。但是它认为如果不吸引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参加，就不可能活跃工业；只要说服工人相信经济破坏同武装干涉和封锁一样，也是人民的危险的敌人，他们是能够吸引来参加这项工作的；只要党和工会对工人阶级不是像在前线那样采用军事命令（在前线确实需要采用命令），而是通过说服的途径，采用说服的方法，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并非所有的党员都像中央这样想。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等反对派小集团都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在向和平经济建设轨道过渡的困难面前动摇不定。党内有不少从前的孟什维克、从前的社会革命党人、从前的崩得分子、从前的斗争派和俄国边沿地区的各种半民族主义者。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某个反对派小集团。这些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受过列宁主义的党性锻炼，面只是加强了反对派小集团的思想混乱和动摇。其中有的认为不需要削弱规定太死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相反需要“再拧紧螺丝”。有的认为党和国家应该把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丢开不管，应该把这件事情完全交给工会。
很明显，既然思想这么混乱，党内某些成分中间就一定有一些人，爱好争论的人，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首领”，会竭力强迫党进行争论。
结果正是如此。
争论是从工会的作用问题开始的，虽然工会问题当时并不是党的政策的主要问题。
挑起争论、反对列宁、反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列宁多数的急先锋是托洛茨基。他唯恐天下不乱，在1920年11月初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员会上提出了“拧紧螺丝”和“整刷工会”的可疑口号。托洛茨基提出立刻把“工会国家化”的要求。他反对对工人群众采取说服方法。他主张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里来。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里扩大民主，反对工会机关按选举产生。
托洛茨基派反对说服方法（不采用说服方法，工人组织是无法进行活动的），而主张采用赤裸裸的强制方法，赤裸裸的命令手段。凡是托洛茨基派把持工会领导的地方，他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