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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代农民的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为的因素。
决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沉重的税费负担，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和狭小的土地。在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上，种植卖不出几个钱的农作物，再无偿上缴二三成的收入，这就注定了农民要向外寻找机会。只要地少人多，只要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不暴涨，只要吃皇粮的干部职工不减少，农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继续演下去。
决定变型故事的因素，包括城市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城市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户口政策，教育政策及相关的财政政策，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加复杂，但也更容易有所作为。
我访问了好几户外出回来的农民家庭，一个经常听到的回乡原因，就是孩子读书。城市的教育体系排斥和歧视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于是，由于城里人或者教育部门的利益，另外一种人生故事便不得不上演。这并不是由于农民不肯干，不能干，而是由于他们面对着一种歧视性规则。譬如最开始谈到的小刘和小叶，他们为什么不能举家迁入天津？小房已经有了，并不需要多少额外的代价。小刘也说，九八年大灾之后他去了天津，还找到了一份在食堂打杂的工作。他对天津的印象极好，认为工作的机会很多，收入也比在家种地高好几倍。他给我举的例子有餐馆打杂、卖菜、卖水果和看收费厕所，这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但是他不得不回来，因为孩子在城里无法上学。让孩子上学的要求简直太正当了，按照九年义务教育的法律规定，这份正当还得到了法律保护，如此既正当又合法的要求居然不能得到满足，这使我想起了在南非之类的地方发生过的事情。至少从道义的角度，我看不出这种城乡分割政策与种族隔离政策和种姓歧视政策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我怀疑中国能否产生马丁·路德·金，或者曼德拉那样的人物，这不是人种问题，而是土壤和气候问题。
制约着这种变型故事规模的，还有许多政府方面的因素。为了迎接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北京和上海清理了许多路边的摊点，结果有大量农民被无偿赶走了。这样的农民我遇到了两个。他们本人倒没有多少怨言，似乎理当如此。这又让我想起了《汤姆大叔的小屋》里的那个老实的黑人。但无论他们如何老实，不敢以城市为家的念头总是抹不掉的。那里显然是一个很不安全很不稳定的地方，一旦政府心血来潮，他们就可能衣食无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变型故事恐怕也不会多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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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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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城乡隔离政策也在伤害城里人。大量的下岗失业，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为什么不足呢？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市场，购买力上还比不过城市市场。中国号称有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市场，其中一大半是不能当整数算的。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愿当个整数，而是遭到了限制。
总之，这许多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变化，将决定变型故事能不能由弱转强，演变为主流故事或者叫基本故事。那将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彻底改变中国的故事。
四
我参与的这项农村调查，正式题目是“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课题主持人是白南生和宋洪远。2002年9月，研究成果正式出版，书名是《回乡，还是进城？》。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读到对古词的几条解释：
“雁户”，居于异乡之民户。雁因时迁徙，故以为喻。《全唐诗》三五七刘禹锡《洛中送崔司业使君扶侍赴唐州》：“洛苑鱼书至，江村雁户归。”
《辞源》3306
“雁户”，流庸谓之雁户。唐编民有雁户，谓如雁去来无恒也。
＇明＇张自烈《正字通》，引自《康熙字典》亥集中九
“流庸”，流亡在外受人雇用的人。《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注》：“流庸，谓去其本乡儿行为人佣作。”
《辞源》2450
雁户这个词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唐朝已经有了如此贴切的命名和相应的户籍分类。按照这种比喻，我说的主流故事和变型故事，无非是雁户定居城镇，或者回归乡村，两者必居其一。但是，流庸这个词又把我带入了更深远的时空，使我意识到，在上述两种故事之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多次重复的故事。
始元四年的诏书说，“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描绘了公元前83年的情景。此时，假如在家吃不饱，在外又找不到工作，流庸们将演出什么故事呢？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字就被时人开过玩笑，所谓“长安居，大不易”，进城农民想必感受更深。在城镇找不到活路，无人雇佣，流庸就不能叫流庸，要叫流民，更古老的用词是“流氓”，当代人熟悉的词是“盲流”。流民遍地，博命谋生，啸聚山林，天下大乱，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历史故事，也是历朝历代总也闹不好的悲剧故事。
现在，雁户越来越多了，关于他们归宿的主流故事和变型故事，正是在数千年的悲剧背景上展开的。
注1：本文中提到的故事，除了小邱的故事之外，均见于《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白南生、宋洪远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下篇（访谈资料选编），第303…317页
注2：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仔细计算一下小邱家在1998年的收支账目。
据小邱自己说，他家去年上缴各项税费500多元，平均一亩地负担160多元。从村里的税费清册上查出：邱家承包土地3。31亩，全年税费合计541元。其中：1、农业税121。5元。2、特产税81。6元。3、村提留180元，包括公积金49。5元，公益金24。75元，管理费106。4元。4、乡统筹120元，其中包括乡村两级办学72元，计划生育12元，优抚9。93元，民兵训练6。62元，民办公助事业19。86元。5、外资还贷57。69元。6、预排电费19。86元。7、集体站水费46。3元。8、两工（义务工和积累工）13个。
邱家的3。3亩土地如果种两季稻，正常收获价值约2000元，种子化肥农药的开支约550元，再减去税费541元，纯收入只有909元。这笔钱显然不足以支撑一个三口之家。小邱的办法是捉黄鳝。每年的收入在五百元左右。再加上养鸡养鹅，温饱问题可以解决，盖房则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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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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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几个离乡农民的简单而平凡的故事——绝对不是什么英雄故事。
1999年5月下旬，我在长江北岸走村串户，走了三个村庄，串了十三户人家，在每家坐上两三个钟头，听农民讲了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我的身份是官方的调查研究人员，我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提问并且记录，问题全都是中性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作为记录者，我这方面也没有任何虚构（注1）。
一
小刘是个33岁的男人，在家种地，还要带两个孩子。他的妻子小叶在天津当保姆，每个月挣500块钱，占他们家总收入的80％。小刘告诉我，1992年村里闹灾，他的妻子小叶跟着熟人去天津找活干，这一走就是七年。小叶每年春节回家看看。有一年回家，小的孩子见了母亲竟然不认识，小叶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小叶每年会往村里打六七个电话，打到一个装了电话的邻居家。在电话里小叶经常诉说委屈，说她想回家。小刘完全理解小叶的心情，他说，小叶在外边省吃俭用，住在一间小屋里，自己做饭吃，每年攒二三千元带回家。尽管如此，小刘仍然不赞成妻子回家，妻子一回来，生活就难以维持了。两个孩子要上学，每年的学杂费需要一千多元，再加上生活费，加上各项税费，就所剩无几了。其实，人们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笔又一笔枯燥无味的家庭收支账目决定的。这套账我就不在这里细算了。
1998年村里又闹灾，水灾之后闹棉铃虫，棉花几乎绝收，化肥种子农药钱都收不回来，家里便欠了一些债。小叶计划再干一两年，还清债务之后就回来。小刘最后说，妻子究竟回来不回来，还要看孩子的情况。如果孩子有能力，是读书的材料，小叶就要多干几年，多积累一些钱给孩子当学费。如果孩子没出息，还了债，攒些钱就回来。
小叶回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居然是孩子是否有出息，是否值得培养。这个说法让我心里一动。这里好像藏着一个意思。这个意思使我想起了另外两个小伙子给我讲的故事。
一个小伙子姓邱，31岁，小学文化程度，目前在家种田，他曾经外出挖了五年煤。他在私人开的小煤窑挖煤，住在工棚里。每个班大约干六七个小时，定额背五六吨煤。在完成定额的条件下，每天的工资在二三十元之间。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村的三个人死于小煤窑冒顶。我曾经去一位死者的家里访问，现在死者的妻子已经和死者的弟弟结婚了，弟弟和哥哥一起挖煤，哥哥死了，弟弟侥幸活了下来。有了熟人死亡的教训，危险就变成了很具体的东西。小邱害怕了，就回到家种地。但是种地是挣不来钱的，没有钱就不能盖房，也不能娶妻生子，这些人生的大事很难完成。于是他再次外出挖煤。每天挣20元，又干了四年，1997年彻底不干了。他说挣钱虽然不少，就是太苦。背煤比种田要苦，趴在地上爬，而且非常危险。结婚后，他的妻子也认为太危险，不让他干了。小邱说，他以后也不想再挖煤了，挖煤已经挣下了盖房的钱。他带回来的钱大约有二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盖房。
小邱反复几次谈到了挣钱盖房。他说，不出去挣钱是盖不起房的（注2）。他家的住房是1996年盖的，砖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