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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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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我知道蒋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这一弱点而大做其功夫。    
    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南京失守后,他坚信华中可守。到华中战局为蒋搞垮,他自信必要时退回两广,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员战将,他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如今时移势异,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单独存在。此次得蒋先生一番慰勉,他便顿释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还有大西南和两广可守的信心所促成。    
    蒋先生最后一次来穗,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中央非常会议开会,我们彼此都感觉无话可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为设法冲淡这一尴尬场面,曾向我建议,要我请蒋先生吃饭。    
    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他有时还肯为大局着想,不囿于小圈子的单纯利益。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此次他劝我请客,其用意不过想弥补我和蒋之间的隔阂,也是一番好意。    
    我说:“骝先兄(朱家骅),客我是可以请,蒋先生喜欢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    
    朱说:“蒋先生一定喜欢,一定会到的。”    
    他解释说,蒋先生生活太严肃了,平日只吃一些简单的宁波菜,此次到广州来,也应该尝一下“食在广州”的广州菜啊。    
    朱家骅替我约好了,我便在迎宾馆宴请蒋先生,并约党政军高级人员作陪。迎宾馆在广州城内靠西,蒋先生则住在城东的东山住宅区。到了那一天,沿途布满便衣队,蒋先生带着大批卫士,穿过广州闹市来迎宾馆吃饭。我的住宅向来只有两个卫兵,兼司传达。蒋来之后,他的卫士竟将迎宾馆重重包围,如临大敌,殊使我看不惯。窃思蒋先生时时自炫是人民的领袖,到处扈从如云,未免与“人民”相去太远了。    
    我所备的广东菜,依照蒋先生的习惯是中菜西吃。在蒋先生的许多随员中,我看到蒋经国在里面穿穿插插忙个不停。到入席时,却不见经国前来吃饭。我问蒋先生说:“经国为何不来吃饭?”蒋说:“不管他吧,我们吃我们的。”终席未见经国出来,我心里颇为诧异。    
    事后才听到我的副官说,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师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替我做监厨。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我第一次见蒋经国是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行辕主任任内。经国那时为办理青年军常在北平视察,特来谒见。因我与他父亲曾有金兰之盟,所以他口口声声尊称我为“李叔叔”。他那时曾告诉我留苏十四年的经过。据他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后转入列宁大学深造。结业后,被派在苏联一所工厂内当副厂长。我乃故意问他道:“据我所知,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日亟,中苏因而恢复了邦交,闻蒋委员长曾命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部口头交涉,欲调你回国服务,你为何迟迟其行?”经国说:“李叔叔,你知道苏联的新闻是被政府统制的,不过日子久了,我也辗转听到这消息,乃决心尽一昼夜的时间驶车逃到中国大使馆。苏联秘密警察确实非常厉害,随即有便衣警察在大使馆周围监视,倘不慎外出,必被逮捕无疑。”    
    我问:“若被逮捕,结果如何?”    
    经国说:“那就惨了,一定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不病死也要冻死。好在使馆是有治外法权的,警察不敢擅入搜查,故得幸免于难。”    
    我又问:“后来你用什么方法回到中国呢?”    
    他说:“化了装,混入大使馆的专机飞回的。”


《李宗仁回忆录》第五部分在粤之最后努力(5)

    其实他在苏联时早已加入共产党,为稍留心时事的人们所周知。但他回国之后,并未宣布脱离共产党,故特意对我撒谎,以掩蔽其共产党员的身份。以经国与蒋先生的关系,斯大林如不让他回国,而他居然能溜进中国大使馆,并化装潜上飞机,逃回中国,那么以效率出名的苏联秘密警察机关也可关门大吉了。忆1940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少将参谋,奉命到鄂北第五战区视察苏联军事顾问工作成绩时,曾告诉我说,他与经国乘同一飞机回国,首途之前,经国曾蒙斯大林召见,并赠以手枪一枝。我说:“你何以不被召见呢?”屈君笑答道,他尚未有召见的资格。足证经国是在对我撒谎。    
    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生性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意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三    
    广东保卫战发展至10月中旬已不可收拾了。共军自赣南分两路入粤:一路自南雄一带越大庾岭,大庾守军为沈发藻兵团,战斗力过于薄弱,不战而溃。10月7日共军跟踪进入粤北门户的曲江,沿北江及粤汉路南下。另一路则自大庾岭东麓绕至东江。胡琏兵团早已远遁厦门、金门,东江已成真空地带,共军第四野战军乃得以旅次行军姿态,自东江向广州进逼。余汉谋部只是一支训练未成熟、械弹两缺的部队。共军一到,即不战而退。广州因而危在旦夕。至此,蒋先生始循人民团体之请,敷衍面子,自海南岛刘安琪第九兵团中调一师人北上援穗。该师刚在黄埔上岸,共军已迫近广州郊外。上岸之兵旋又下船,原船开回海南岛。不久,竟索性全部调往台湾去了。    
    当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时,我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深觉蒋先生如稍具良心,局面不会弄到如此之糟,溃败不会如此之速。蒋氏见他破坏防守广东的计划已圆满成功,复施展诡谲伎俩,在黄埔召见白崇禧,故弄玄虚,说那番言不由衷的鬼话,想来令人发指。就于是时,他决定离粤回台北,我因而打算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    
    约在9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蒋乃约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馆(前陈济棠的公馆)晤面。该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抵达梅花村之后,蒋引我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    
    我二人坐定后,我对蒋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zhuanzhi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我便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我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接着我便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几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我又检讨他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作为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后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省主席陈仪,并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回忆录》第五部分在粤之最后努力(6)

    我更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不谈国事,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我并举例以说明汤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船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囤船,稍为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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