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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无先见之明，故吾人亦谅解其处境与苦衷。嗣后朝鲜战争爆发，闻董其武曾率领所部参加朝鲜战争，战果颇佳，为中共政权所嘉许云。此是后话。
察绥局面演变至此，益陷西北的伊斯兰教部队于孤危，蒋亦存心使其毁灭。盖马鸿逵、马步芳等与白崇禧同为伊斯兰教徒，一向对白极为尊崇。如胡宗南部遵令南调，他二人亦愿死守陕、甘。是年夏初，国防部曾令二马派其骑兵劲旅南下渡泾河，肃清该处的共军，并严令胡宗南与马氏约定日期，出兵作呼应，且派空军助战，以巩固泾河两岸的防地。孰知马军渡过泾河后，胡宗南竟因蒋的密令，不肯出兵接应，驻扎西安的空军亦不见踪影，致马军为共军所乘，损失极大。二马以胡宗南不独公然违抗中央军令，且对友军背信忘义，愤恨达于极点。尤以马鸿逵为甚，一面电呈中央，力辞所兼军政各职，一面着其堂兄马鸿宾军长从权暂行代理其所辞各职。同时不惜重大代价，租赁陈纳德主办的“中国民航大队”飞机，将其积蓄的金银财宝运至香港，随即到美度其寓公生活。马鸿宾旋因大势已去，独力难支，乃通电拥护中共政权，被中共委为宁夏副主席。青海省省主席兼军长马步芳则不受中共的招降，彭德怀乃分兵进攻西宁。而马步芳性极倔强，即集中所部七八千人于西宁一带，企图死里求生，背城一战。殊不知此在战略上已属失着，因外无援兵而死守孤城，何异瓮中之鳖，且马步芳的才能亦非彭德怀的敌手（若马氏采用运动战术，则当可发挥牵制的作用）。以故激战数日，城被攻破，演成全军覆没的惨剧。马步芳狼狈逃至机场，乘机到香港，仅以身免，为西北地区“剿共”战役中的失败的最惨烈者。后来，他曾到广州向我请罪，旋赴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过其逃亡生活。
于是，毛泽东派前议和首席代表张治中飞兰州，进行绥抚工作；同时命令彭德怀分数路向陕甘进兵。除陶峙岳所部远戍新疆的迪化，和原属西北系之×××将军（这位“将军”的姓名原稿是空着的。据查史料，此人可能是马步芳的嫡系马呈祥，当时他担任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易帜为中共改编之外，其余甘肃省省主席郭寄峤和胡宗南所部主力不下四十余万人，概不敢恋战，闻风溃退四川。共军遂得陇而望蜀了。
综计此次西南保卫战，尤其是全局关键所在的华中战区的失败，实系蒋先生一手造成。蒋先生何以处心积虑要把白崇禧弄垮呢？其中最大可能是由美国政府曾透露消息，将对中国反共有效的地方政权给以援助。蒋先生深恐白崇禧在华中站稳了，美国乘势改变政策对我大量援助，则他将永无重揽政权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权早日垮台，好让他在台湾重起炉灶，运用美援，建立一个小朝廷，以终余年。居心可诛，一至于此。所以我在1954年反对他“连任”总统时，曾写一长信给他。信中说：“并在紧急关头，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国防部原令撤退青岛之刘安琪军南下增援粤北，吾兄则密令开赴海南岛，结果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便是指这一段惨痛的史实！
《李宗仁回忆录》第五部分在粤之最后努力（1）
第七十章在粤之最后努力，对蒋之沉痛教训
一
在全国军事溃败声中，广州内部的政潮亦正有增无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难而疲于应付的，便是何内阁于6月间辞职以后，新内阁继任人选的问题。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居氏如组阁，则蒋氏不易在幕后违法操纵。此外，蒋、居之间尚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据居告我，1913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东民军总司令，蒋先生曾活动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参谋长，为居所拒绝，不克如愿。嗣后，1929、1930两年全国反蒋运动进入（禁止）时，居亦尝有反蒋论调，深为蒋先生所忌，一度被软禁于上海。故当我提居正继何，蒋先生即授意CC系立委设法阻挠。同时居氏本人对组阁并无兴趣。他向我建议说：“现在既已行宪，何不找民、青两党的领袖来担任行政院院长？”他主张在张君劢、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选一人。我说曾、李等人资望似嫌不够，君劢具有资望，但他未必肯干。居说：“我去找他谈谈。”张君劢那时住于澳门，居遂秘密去澳访张。张君劢闻言大惊，力辞不就。居、张正商谈间，李璜适来访张，也说君劢干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强，便回来了。我又力劝居氏勉为其难，居正也答应了。但是对立法院的同意问题，他本人则未做丝毫活动。我认为立法院对居氏组阁当无异议，亦未加注意。孰知我于5月30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此时，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韦永成、张岳灵二人正自香港启程来穗开会，他们以为投票时间在30日下午，不意大会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几个钟点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过半数而组阁了。
居氏落选后，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等主张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张电召白崇禧返粤，组织军人内阁。此二建议皆未被我采纳。第一，我不愿坚持己意而贬抑立法院，致损“法治”的尊严。第二，我认为白崇禧在前方指挥是最适当的人选，不宜内调。最后不得已，乃改提阎锡山。阎锡山于太原即将被围之时，只身入京，后随政府南迁。阎善于观风转舵，素以手腕圆滑著称。以他出掌行政院，自为蒋氏所喜。所以一经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绝大多数同意而正式组阁。
阎锡山组阁后第一项难题，便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攻芸因拟起用存台金银以安定金融，为蒋所呵斥，愤而辞职。阎锡山请前财长徐堪重主财政，徐氏竟欣然承诺。徐堪接事后第一项措施便是收回“金圆券”，改发“银元券”。按政府预算，每月须支出军费三千万银元，政费一千五百万银元，合计四千五百万银元。但国库的收入，每月仅一千万银元，不足之数，每月达三千五百万银元。政府的计划便是以台湾的库存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如蒋先生能同意这个计划，则“银元券”未始不可维持一两年，不致重演恶性通货膨胀的悲剧，民心士气亦可赖以保持，则死里或可求生。
至于政治方面，粤籍将领都主张简化政治机构，使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和广东省省主席薛岳能掌握实权，实行军政配合。粤主席薛岳尤竭力怂恿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将广州市府改制。因广州为一直辖市，市府与省府平行。今因军事的影响，致广东全省的税收不及广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机构叠床架屋，尤无此需要。故薛岳为便于掌握战时行政起见，主张将广州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
至于防守广东的军事措施，国防部最初的计划拟充分利用胡琏、刘安琪两个兵团配合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坚守湘南、粤北，当时更有人主张必要时将白部调入广东，在广州设立总部，居中调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作缜密计划，直接处理。我因实行责任内阁制，除按例盖印之外，不加干预。
不过身居幕后的蒋先生却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村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作“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先生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数月以来，他在幕后的非法操纵已加速了政治、军事、财政的崩溃，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员会”加以控制，尤将使大局从速崩溃。我对蒋此举深觉痛心，然而顾全大局，未便与蒋先生公开龃龉，隐忍了事。但是副秘书长程思远却万分消极，他参加了一两次会议之后，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据宪法，行政院按既定计划推行政务，总统的职权只是在各种法令颁布之前盖印副署而已。今蒋先生妄自恢复一党专政，设置“非常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将宪法束诸高阁。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议决通过，方为有效。蒋先生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无异恢复一人独裁的把戏。如此他屡次声言五年内不问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觉无事可办，所以在7月底决意出巡一趟，借以了解政府辖内军事、民政的实际情形和民间的疾苦。
《李宗仁回忆录》第五部分在粤之最后努力（2）
二
7月26日我自广州飞往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里与白氏晤谈两小时。白崇禧此时方从长沙脱险归来。他认为战局危急万分，程潜和陈明仁既已叛变，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他只有把第七军用在衡阳正面作总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输送应急。因此那时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第七军，在卡车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白感慨地说：“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
衡阳晤白之后，正午乃续飞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率大批文武官员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在机场欢迎。我与朱主席同车入城，全城各机关、学校、团体以及全城民众均伫立道左，欢迎情绪的热烈，前所未有。晚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