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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与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亦衔蒋之命来桂相劝。陈、朱二人皆说，蒋先生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出，他绝不再在幕后操纵。阎锡山并自告奋勇，愿亲赴上海一行。因蒋先生此时正在吴淞口一军舰上指挥汤恩伯防守上海。行前，复由他们五人磋商，拟出六条方案，由阎锡山面请蒋先生作确切的保证，为我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这六条方案的内容大致如后：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储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关于第六点，原非我的意思。我只要蒋先生真能放手，让我以大刀阔斧的手段来加以兴革，我绝无心逼他出国。不过当时与会诸人，为要急于劝我去穗，仍主张把这条加入。
5月4日阎锡山便专机飞沪，在上海和蒋先生长谈三日。5月7日返桂，说我们所要求各条，蒋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他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是蒋先生希望能居留台湾，因国家败亡至此，他觉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云。
局势发展至此，使我无话可说。我深知蒋先生往往自食其言，我为希望蒋先生交出大权而去广州，可能是望梅止渴，但是我说的话却不能不算数。蒋既有此诺言，我就应赴汤蹈火。遂于5月7日南飞广州，为防止中国“赤化”，做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李宗仁回忆录》第五部分“开门揖盗”（3）
三
我在桂林虽仅逗留两周，然此两周间，共军在江南的战事直如疾风扫落叶。我飞广州时，共军前锋已入福建境内。汤恩伯的江防计划是将主力配备于镇江以东。全线最弱的一点，为芜湖以西的大通、贵池一带。该处守军为战斗力极弱的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和安徽保安队。
共军的渡江战略便是针对这个防线的弱点而部署的。4月21日，中共分两路自江阴和大通江面大举渡江。由于戴戎光叛变，陈毅部大军二十余万，一枪不发便占领了江阴要塞，切断了京沪路。汤恩伯部未作激烈抵抗，便将主力约三十万人悉数撤入上海。镇江、南京、芜湖间未及东撤的部队十余万人，则向浙江西部撤退，为共军追击，逐一包围消灭。
上游共军则由大通、贵池一带强渡，刘汝明无力阻遏，全军向皖南及赣东撤退。共军人多势猛，乘胜穷追，六十八军大部被歼，刘汝明率少数残部遁入闽北，安徽保安队瞬被消灭，皖南、浙西遂成真空状态。共军一日夜强行军二百余里，5月初遂占领贵溪、弋阳，一举切断华南大动脉的浙赣路。
自5月5日至5月10日五天之内，共军连下上饶、玉山、江山、衢州、龙游、汤溪、金华、义乌等县。浙西国军后路被断，无法向江西撤退，援绝粮尽，乃纷纷向共军投降。据中共新华社于5月17日所宣布的战果，国军在此区域被消灭的，计有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四、五十一、六十六、六十八及一○六各军的全部，九十六军的大部，八十八军的两个整师，四十六军的一七四师以及张雪中第九编练区所辖第十二、七十三、七十四及八十五四个军的全部，第十八、二十一、五十四、七十三及九十九各军的一部。六十六军军长罗贤达和安徽保安司令张义纯被俘。
这次江南的溃败，可以说是空前的。我军有时一日夜退二百里，共军追击的速度有时一日夜达二百华里以上，四处设伏，邀击包围我军。双方并无激烈战斗，我军便俯首投降。
从军事学观点来看，此次的大混乱实全由蒋、汤二人不知兵所造成。前已言之，我和白崇禧的战略，原是以南京为中心，以重兵向上下游延伸，阻敌渡江。万一守江失败，则放弃上海和南京，将大兵团沿浙赣路配备，与华中区大军成犄角，作有计划的西撤，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
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执行，则我们可以逐渐形成抗战期间的敌我形势。刘伯承虽十分剽悍，亦断不能对我军直如摧枯拉朽一般。
无奈蒋先生坚持以主力守上海一隅，而皖南方面又故意使其成为真空状态。以故刘伯承一旦渡江，便如入无人之境，沿鄱阳湖东岸长驱直入，至5月中旬竟侵入闽北，致使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防地形成劣势的突出状态。值此紧急时期，白崇禧仍图补救，曾急电蒋先生，请将株守上海的精锐部队速由海道撤往汕头，联合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九兵团约五六万精锐部队，自闽南、粤东北上，坚守大庾。而蒋先生不听。
当上海不堪再守时，蒋把部队先撤至舟山群岛；逐步撤往台湾，刘安琪兵团则撤往海南岛。坐视白崇禧的华中区战事日趋恶化而不闻不问。
还不止此。当浙西战事接近尾声，共军已准备攻赣时，蒋先生突令原在吉安、赣州之间驻防的胡琏兵团撤往粤东避战，南昌一带顿受威胁。白崇禧为抢救此一裂罅，乃将原守鄂东的徐启明兵团迅速南调，鄂东遂拱手让予共军。而武汉三镇更形突出，白崇禧乃不得不作撤守武汉的打算。
武汉既不可守，湖南便受威胁。驻守湖南的两位湖南将军——程潜、陈明仁，为恐桑梓糜烂，遂暗中与共军勾结，整个西南的抗共部署便瓦解了。
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蒋先生原是一位低能的战略家，由他亲自指挥而吃败仗，本不算稀奇。不过此次江南之败，似非由于他指挥低能之所致，细研全局，我深觉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
蒋先生引退时，我原坚持不就，他定要我出来支撑残局；及我勉为其难，他又在背后处心积虑地要我从速垮台。其居心何在，只有让后世史学家去细细探讨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五部分西南保卫战（1）
第六十九章自我毁灭的西南保卫战
一
5月8日我自桂林飞抵广州，随即发表书面谈话，声明中共破坏和谈，一意孤行，政府只有作战到底。可是广州此时情况较南京尤为艰难，蒋先生所开的空头支票，一张也不兑现。通货膨胀尤无法阻遏。行政院曾派副院长朱家骅两度飞台谒蒋，希望能动用一点存台的银元、黄金与美钞，以安定金融，均无结果。
斯时唯一的希望，只有美援一途。美民主党政府如能于此最后五分钟改变对华政策，则西南川、滇、黔、湘、桂、粤、闽七省，或许不致土崩瓦解。但是我每次电询驻美顾大使，顾氏的复电均不着边际。为抢救危局，美援实刻不容缓，非加派专使赴美直接接洽不可。因电召甘介侯博士于5月13日自港来穗，拟具计划，任代总统私人代表，以专使身份赴美一行，向杜鲁门总统及艾奇逊国务卿作最后的呼吁，甘君卒于5月19日自香港东飞。
但是战局至此，政府方面已濒临绝境。白崇禧的华中战区为全盘战事的心脏，得失关乎整个大陆的存亡。而白崇禧此时外临强敌，内有反侧，也已岌岌不可终日了。再原来当白崇禧出任华中军政长官时，所辖地区为豫、鄂、湘三省，到徐蚌会战败绩，国防部乃根据战局演变的形势，重新厘定华中战区的作战地境，拟将江西划归白崇禧指挥。无奈蒋先生别有用心，强迫国防部另成立一个“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派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驻于台北，而将江西划归其指挥。当5月初旬，共军渡江，自皖南真空地带进入浙西、赣东一带，有南下切断浙赣路的企图时，白崇禧见局势剧变，遂商承国防部的同意，双方同时致电驻于上饶一带的胡琏兵团（共辖第十及第十八两军精锐部队约五万人），略谓：如上饶不守，可撤往赣江上游地区，协同华中区友军据险防守。国防部并通令胡琏兵团，着拨归白崇禧指挥。如此则可阻止共军西入赣南、南下粤东的企图。不料胡琏竟直接奉蒋先生的密令，率所部速循1927年贺龙、叶挺在南昌“八一暴动”后南进的旧路，取道抚州、汀州，直退潮、汕，以保存实力。赣南因此空虚。敌人如衔尾追来，即可切断赣浙路，直捣南昌，威胁长沙。
为弥补胡琏所造成的裂罅，白崇禧乃急调原自安庆撤往鄂东的夏威兵团（辖第七、第四十八两军精锐部队约五万人）的第四十八军，南下到赣江两岸防守，共军才不敢深入。但是鄂东既兵力单薄，第七军乃不得不撤至武汉，敌军遂威胁九江，会同平汉路正面的共军第四野战军的精锐部队，自三面向武汉合围。
我自桂林到穗，即会同何应钦、白崇禧拟针对目前危局，将全国军队自宁夏、甘、陕，以至鄂北、湘北、赣南、粤东、闽西，通盘重新调整部署，以便与共军作有计划的长期作战。
关于西北方面的新部署：我们原拟调察哈尔的孙兰峰两骑兵旅和绥远的董其武部共约三万人退守宁夏。董原为傅作义的部属。傅在北平投共时，原与中共签有和平协定，但共方入据北平之后，未能充分履行协定，以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