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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何应钦到溪口从“退休老人”那里取得更详细的指示以后，最后接受了我的任命。
我和何应钦要克服无数困难才能组成新政府。我们不容易找到适当的人才来填补政府各部的空额，特别是财政部。前部长徐堪已辞职，不愿意再回来。我们打算把这个职位给陈光甫或者张公权，他们都是上海有名的银行家，但是他们两人都婉言谢绝了。我们让他们推荐一个，他们看中了中央银行的总裁刘攻芸，他是蒋先生完全信任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但是何很了解他，接着何便接受了这个人。
我一回到南京，又面临了一项辞职，这次是总统侍从室秘书长吴忠信。我本来想让翁文灏博士填补这个空缺，但我犹豫不决，因为翁以前是行政院院长。根据中国官场传统，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对于前行政院院长来说是太低下了。但是我决定无论如何要试一下，结果出我意料，翁立即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说：“我能为国为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去做，国家濒临灭亡，我怎么可以把这个职位看作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呢？”
刘和翁两人都得到我最大的尊敬，因为在那个时期没有人想卷入政界，完全是爱国心使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利益。但是，翁一接受任命，蒋立即派了一个代表去秘密见他，翁遭到了一顿辱骂。那个代表让他记得他是靠委员长发家的，并责问他怎么会无耻到原先的主子一退休就向“桂系”投降的地步。翁给说得心烦意乱，后来他一从法国回来就投向共党，可能就是因为他对蒋心地狭窄的反感。
后来刘攻芸也受到了蒋先生同样的辱骂。1950年初，刘在香港的时候，向台北“外交部”申请要一个护照。“外交部”很谨慎，不敢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允许的情况下给他发这样一个重要的护照。他们把收到刘的申请的事向蒋先生报告的时候，蒋先生非常生气。我从可靠人士那里得知消息，蒋用手捶了一下桌子说：“刘攻芸是已经投降桂系的反动派。”这样，刘的申请被拒绝了。
1949年3月12日，我把新政府的名单交给立法院批准，投票结果是二百零九票对三十票，这样就正式成立了新政府。政府成员名单，现记起的如下：
行政院院长何应钦
副院长贾景德
政务委员张群、莫德惠、张治中、朱家骅
秘书长黄少谷
内政部部长李汉魂
外交部部长傅秉常（叶公超代理）
财政部部长刘攻芸
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兼）
参谋总长顾祝同
经济部部长孙越崎
交通部部长端木杰
教育部部长杭立武
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
主计处主计长庞松舟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收拾不了的烂摊子（4）
新政府面临两项紧急任务：第一，要指定一个正式代表团和共产党谈判。第二，必须取得内部团结，以便迅速进行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准备长江的防守工作。第二部分的问题下一章再谈。这一段主要谈谈与共产党的问题。
1949年2月14日，由颜惠庆率领的第二批人民代表团到北平以后，共产党派林彪、董必武和叶剑英和他们谈判。共产党电台正式宣布说，他们愿意和政府和谈。2月25日，我一从广州回到南京就召集了所有在南京的领导人开会。会上我们采纳了以下三点，作为将来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
一、和谈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不体面的条件。
二、鉴于铁幕后面的附属国形势混乱，我们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我们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
三、我们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
我完全清楚，即使这个建议被接受，共产党也不会和我们谈成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阻止他们过长江，他们就别无他法，只得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是不是能守住长江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组成新政府以后授权行政院院长组织一个正式代表团，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和共产党谈判。何应钦通过电话和蒋先生商洽以后，指定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组成政府代表团，以张治中为团长。当行政院何院长把名单交给我批准的时候，我加上了刘斐将军的名字。接着张治中将军到溪口去取得蒋的批准，然后，我们就给共产党打电报，把名单通知他们。3月26日，北平共产党当局指定了一个包括周恩来、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的正式代表团，他们建议把4月1日作为在北平开始和谈的日子。
我们代表团启程的前夕，我把居正、阎锡山、白崇禧、张治中和别的一些领导人叫来开了个会，会上我建议组织一个指导委员会来监督即将到来的与共产党的谈判。接着，除我以外还有十人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他们是：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和董显光。实际上孙科已经离开南京，我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选他作委员。4月6日，何应钦乘飞机到广州把这个委员会的名单交给国民党常务委员会正式批准，希望政府和执政党能进行更全面的合作。
三
当政府忙于作和平安排的时候，我加紧了我们的外交活动。我当总统以后，我就立即召见苏联大使罗申，我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可能和苏联人作一些安排来停止中国的内战。我听说蒋先生已经早在1944年或者1945年就为同一目的和苏联人接触过。1945年底，委员长的大儿子蒋经国已经到过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在苏联帮助中国政府以前，中国和苏联之间必须签订一项中立协定，在中国必须组织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蒋先生拒绝了苏联的这项建议。
1946年，蒋先生告诉在南京的苏联大使，他准备考虑斯大林的建议，并表示希望访问苏联。斯大林随即派了一架专机到新疆省会乌鲁木齐，以便蒋去莫斯科访问，他指示在南京的苏联大使馆和蒋做好去莫斯科的安排。罗申告诉我他就是负责这一个计划的。飞机到了以后，罗申想约见蒋先生，但蒋先生却拒绝接见他，罗申有些绝望了，便设法和蒋经国联系，在以前的许多安排中，他已经和蒋经国有过接触了，但蒋经国这次为了避免见他而到上海去了。罗申跟着到了上海，但却无法在那大城市里找到蒋经国。这样，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成为现实，苏联在乌鲁木齐的飞机只好飞回去了。机上没有接到贵宾。
［附注］上面的这个关于斯大林派飞机到乌鲁木齐的故事，是根据模糊的记忆写成的。这个故事是罗申亲自告诉我的，没有文件证据。因此，要查对中国和苏联的档案材料，才能进一步证实。
对于蒋的背信，斯大林非常生气，他命令苏联在中国的所有外交官和领事都采取与中国政府不合作的政策。东北给共产党占领以后，蒋先生又重新向苏联大使要求访问苏联，他埋怨儿子以前的安排没有成功。罗申打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莫斯科的时候，他从斯大林元帅那里得到一个简单的答复，斯大林元帅说既然蒋介石是个不诚实的人，罗申可以不理睬蒋的请求。因此，当我召见罗申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亲爱的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也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它做些什么呢？”由于他的话这样挖苦，我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已经知道苏联在过去三年中真正想得到的是中国保证在一旦苏联卷入战争的时候保持中立，我指示甘介侯博士再度和苏联大使商谈这件事。但是苏联的价钱大大提高了，斯大林不再满足于一个中立协定，他坚持要中国和苏联建立真正合作的关系。苏联人建议，中国为了表示诚意，应尽量驱逐在中国的美国人。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收拾不了的烂摊子（5）
甘博士向我请求进一步的指示的时候，我说不可能接受苏联的条件。我叫甘氏通知苏联人，我们和所有友好邻国诚恳相待，中国不想歧视任何国家。苏联大使粗率地回答说，他们的政府和我们政府之间进一步的谈判要以接受他的建议为条件。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派甘博士把目前的情况告诉了美国大使，并且请他发表支持的声明。这本来可以增加我们的旨在取得苏联势力以迫使中国共产党与我求得和平解决的谈判本钱的，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这件事被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作了错误的报道。白皮书是这样写的：
1949年1月23日，代总统的代表要求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转告美国公开发表表示支持的声明，这位代表说李将军已和苏使馆取得联系，并且拟好了一项中苏间试探性的三点协议草案。这项草案于数日前由苏联驻华大使带到莫斯科，这三点是：（1）在将来的任何国际冲突中，中国保持严格的中立；（2）尽可能地驱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3）建立中国和苏联之间真正合作的基础。李将军已经原则上同意这三点，并且觉得如果得到美国支持的声明的话他在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