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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蟪孕〉摹叭撕Ｕ绞酢保�11月初旬将火力较差的黄伯韬兵团（四个军，七万余人）重重围困，猛烈进攻。
黄伯韬突围不成，乃向邱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参谋总长顾祝同见事急，遂亲自飞往徐州，责令邱清泉出兵。邱清泉把眼睛一瞪，说：“我出兵援黄，徐州方面出事，谁能负责！”
顾祝同拍胸说：“我是参谋总长，徐州失守，我参谋总长负责！”
邱说：“你说得好，你才负不了责呢！”
顾说：“难道你一定要违抗我参谋总长的命令？”
邱说：“什么总长不总长，我就是不出兵！”
顾墨三气得面孔发青，但他终无法使邱清泉援黄。此事在别的军事系统看来，简直是笑话，在他们黄埔系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都有“通天本领”，谁能管得着谁呢？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急转直下的内战（4）
顾祝同回报蒋先生。蒋先生居然“御驾亲征”，专机飞徐，在飞机上以电话命令邱清泉出兵援黄。邱仍然以徐州危险为辞，抗不从命，蒋亦无功而返。
至11月22日，黄伯韬弹尽援绝，全军覆没，伯韬不愿被俘，乃拔枪自戕而死。
当此消息在南京传出时，我们几乎不能相信，因为邱清泉拒绝参谋总长之命犹可，何以蒋先生的命令亦不能生效。因此有很多人就怀疑邱清泉的抗命是蒋先生授意的；至少蒋先生的命令的语气是可以便宜行事的，清泉才敢如此。因为黄伯韬兵团原是“杂牌”，早在蒋先生蓄意消灭之列，为使邱清泉保存实力而牺牲黄伯韬，也并不是费解的事。
黄伯韬所辖的四个军，一军原为余汉谋的广东部队，一军原为杨森所部川军，其余两军亦属“杂牌”。抗战胜利后不久，蒋先生命宋子文主粤，特于衢州设一绥靖公署，调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为衢州绥署主任。这又是一项因人设事的空机关。余汉谋就职之后，他的两个军遂奉命北调至苏北、鲁南剿共，受汤恩伯指挥。
粤军北上后，中央又施展分割的故技，将一个军拨归黄伯韬指挥，调往鲁南；另一军则调往陕、甘，受胡宗南指挥。此令一出，余汉谋便认为不妥。因为这两军都是岭南子弟，相依为命已久，作战时互相配合尤为有效。如今分调两地，殊无此必要。加以两广人民对陕、甘的气候、语言、生活习惯均不能适应，尤不能发挥作战效能，徒作无谓牺牲。
余汉谋首先向白崇禧和我诉衷曲，请向中央说项，收回成命。白崇禧和我都觉得我二人如开口，不但无效，反而得更坏结果。余氏不得已，乃亲向参谋总长陈诚请求。陈诚竟把桌子一拍，说：“你要把两军人留在一起，预备造反啦！”此时抗战新胜，陈诚之势炙手可热，余汉谋何敢多辩，只得黯然而退。孰知三年之后，黄伯韬全军就这样平白无辜地给牺牲了。抗战期中及抗战以后，中央企图消灭异己，结果害人害己的事例，像这样的真是罄竹难书啊！
黄伯韬兵团覆灭之后，共军陈毅、陈赓、刘伯承等部加上新降受编的国军，不下百万，遂将徐州重重包围。他们的战略是围而不战以坐困国军。徐州至蚌埠铁路交通已全部被破坏，国军的补给全凭空运。军队和居民都煤粮两缺。时已隆冬，黄淮一带雨雪交加，大军数十万饥寒交迫，惨不忍睹。蒋先生乃电令华中“剿总”速遣大军往救。白崇禧乃于11月底派黄维兵团（约十万人）自豫东循皖北一线向徐州增援。黄维师次皖北宿县以南的双堆集时，便为共军围困，战斗不及一周，卒于12月中旬全军覆没，黄维被俘。
当黄维兵团被围时，徐州已完全孤立，蒋先生乃决定放弃徐州，下令各军突围南撤。但此次蒋先生亲自指挥撤兵又重演锦州的故剧。大军数十万并不按战术原则作有条理的撤退。因此一声“撤退”，便人马杂沓，夺路而逃。风雪满天，道路泥泞，各地大军挤成一团，进退两难。全军于12月2日放弃徐州之后，勉强行抵徐州以南永城一带，又被共军重重围困。共军并发动民夫数十万，于一夜之间掘壕沟数道，使国军机械部队毫无移动的余地。国军便在风雪之中露宿兼旬，终于饿寒交迫中全军覆没，邱清泉死于乱军之中，杜聿明则被共军生擒。国军精锐，至此几全部消灭，剿共战事，遂不可收拾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从副总统到代总统（1）
第六十五章从副总统到代总统
一
1948年12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首作此项呼吁的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参议会。他们都有通电呈蒋总统，希望能作此项考虑。蒋先生为此也曾两度找我到官邸商谈。他说明想即时引退，希望我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我闻言大惊，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蒋先生一再作出恳切的姿态劝我接受，我却竭力推辞。嗣后蒋先生又迭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来我处，数度相劝，我均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但是蒋先生既有此动机，消息很快就传遍海内外，对军心民心影响极大。12月下旬徐蚌会战结束，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曾有密电给蒋先生和我，希望能与中共恢复谈判，这便是外界所传的“亥敬电”。其实他的电报只是向蒋先生作极温和的建议，采纳与否，自需蒋先生自己决定。京、沪、港有政治背景的新闻界不明底蕴，故意以猜测之词，写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而白崇禧尤为谣言的重心。因在徐蚌会战后，国军在东南地区的精锐丧失殆尽，而白崇禧坐镇武汉，还掌握了三四十万能战之兵，为华中擎天一柱。
白氏且因为所谓“扣留军火”的事件，增加了外界对他的怀疑。这故事的实在情形，其实远不若外间所传之甚。先是，1948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整编陈明仁的第一兵团。陈明仁系湖南人，黄埔军校出身，原为蒋先生最信任的部将。年前四平街一役，在东北打了一个空前的大胜仗。此次奉命在两湖成立新编部队，颇为白崇禧所倚重。无奈陈氏所部都是杂凑来的，武器奇缺，屡请中央拨给，均无下文。是时重庆兵工厂适有一批械弹东下，停泊汉口江岸码头。白崇禧得讯，乃挂一长途电话给参谋总长顾祝同，希望能以这批军火补给陈明仁。在电话里，顾祝同已经同意了，不过顾还有相当保留的地方，说等到向总统报告之后，才正式拨付。白崇禧便打电话请示蒋先生，蒋说可向顾总长商酌办理。白氏因急于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径自将这批军火分给陈明仁。
当时还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误传。说徐州危急时，白崇禧拒绝派兵援救。其实在宿县以南全军覆没的黄维兵团（共有十个师），便是白崇禧从华中调去的。
总之，白崇禧不幸是因为他以往曾和蒋先生合不来，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责任都加到白氏头上去。CC系分子更仰承谕旨，推波助澜，推卸失败责任，嫁祸于人，于是什么“拒命”、“逼宫”一类的谰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诛。
当外界谣言极盛之时，傅斯年曾来看我，说：“外传白崇禧企图威胁蒋总统与共言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把白氏给我的电报原文给他看。白氏把他给蒋先生的电报另拍一份副本给我，两电内容相同。傅氏看过电报后说：“白先生的话也很近情入理，真是谣言不可轻信！”
当京沪一带和谣方盛之时，中共新华社突于12月25日发表一批“战犯”名单。第一批共四十三人，蒋先生居首，我名列第二，白崇禧第三。此外中央文武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孙科、陈立夫、陈诚等也皆“名列前茅”。
局势发展至此，蒋先生深觉战既无望，和亦不能，这才使他下了引退的决心，好让我上台与中共谈判和平。
为试探共产党甚或美国方面对他下野的反应，1949年元旦，蒋先生发出一纸皇皇文告。该文告首先叙述政府一向是具有求和的苦心，说：“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同政府的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产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
接着，蒋先生便说：“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其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至于政府对和平的基础，蒋先生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原则，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如果中共能答应上述五点，蒋先生说他自己“更无复他求”。
他最后暗示有意退休，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公意是从。”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从副总统到代总统（2）
1月4日蒋先生“御驾”亲来傅厚岗我的住宅拜访，这是一次破例的行动。蒋先生有事找我，总是“召见”，此次移樽就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