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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颂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
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在北平为竞选筹备得稍有眉目，并将行辕事务略事整理，时间已是3月下旬。国民大会开幕在即，国民党中央亦召开五中全会。3月22日我便率领竞选团全班人马专机南飞。同行的，余妻之外，计有行辕秘书长萧一山、机要室主任李扬、行辕参议刘仲华、新闻处处长黄雪邨等十余人。
飞机于下午3时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到机场欢迎的，有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各机关、团体代表及中外新闻记者不下数千人。大家蜂拥而前，人声嘈杂，镁光灯照眼欲盲。一场热闹的副总统竞选便正式揭幕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当选副总统始末（1）
第六十三章民主的（禁止）与逆流——当选副总统始末
一
1948年3月22日下午3时我们乘飞机到达上海龙华机场，下榻励志社。亲朋故旧来访的络绎不绝。翌日招待中外新闻记者，报告我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经过，以及将来辅翊中枢、促进民主政治的诚挚愿望。
这次招待会规模很大，与会者不下数百人。这原是我竞选团同人在北平时便已拟订的。他们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对国内外宣传的开山炮都应在上海发动。果然这计划十分成功，我的竞选一开始便声势浩大，不同凡响。会后，中外新闻界均有赞扬之词，足使国人耳目一新，对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远景增加了信心。
在沪住宿一宵，次晚11时便乘京沪快车驶南京。翌晨到达下关车站。各界欢迎极为热烈。国大代表们听说我到了南京，结队来我大方巷住宅访问，日夜不绝，真有户限为穿之势。当时东北籍代表对我的欢迎尤为热烈，因为东北局势至此已有不可收拾之势，他们由于政府在东北处置失当而引起的不满心理，很快就化为对我这个欲挽颓局而力与愿违的人的同情心。他们都希望我能当选副总统，拿出气魄来辅佐中枢，挽狂澜于既倒。
其他方面的代表对我也寄予无限期望，对我的当选也均有最乐观的预测，使我深深感到，此次副总统的选举如真能恪守宪法，遵循民主方法，我将必然当选无疑。但我也深知蒋先生将因此而感不快。
3月25日，我请见蒋先生，当蒙于官邸接见。寒暄既毕，我便向他报告我已决心竞选，事先并曾请吴、白两位报告过，承蒙俯允，现在希望更有所指示。蒋先生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得到蒋先生这项保证，乃兴辞而出。
不久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碰见了孙科。我说：“这次竞选副总统，哲生兄为何不参加，大家热闹热闹？”
孙科摇摇头说：“我绝无意思，绝无意思……”接着，他便向我解释他不参加的原因。他认为根据宪法，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位置。他既是现任立法院院长，行宪后竞选立法院院长是轻而易举的事。立法院院长既比副总统有实权，又何必去竞选副总统呢？
3月29日国民大会如期开幕了。蒋先生当选总统当然是不必讨论的了。但是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便展开了激烈的竞选宣传，真正呈现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的气氛。虽然鹿死谁手尚未可必，但是一般预测都认为我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在此紧要的关头，蒋先生开始忧虑了。
其实按照宪法，副总统真如孙科所说，是“吃闲饭”的。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战后我在北平，因为作风比较开明，颇为全国清议所重，又触蒋先生的大忌。他所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而蒋先生也愈可向其市私恩。例如抗战期间在河南征调民工、征发粮秣、视民命如草芥、搞得声名狼藉的汤恩伯，便是蒋先生的心腹爱将。后来汤在河南吃败仗，在重庆的豫籍参政员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闹得不得开交之时，蒋先生不惜亲自出马，到参政会解释说，汤是听他的命令行事，一切责任由他来负。参政员固然无可奈何，汤恩伯则感激涕零，愈要向他个人效忠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当选副总统始末（2）
在一批策士密议之下，他们便想以由党提名的方式，把我的名字自候选人中剔出，因而召开第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表面上是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事实上是想使我接受“由党提名”这一主张。一日，正在开会休息的时候，洪兰友忽然走到我跟前细声地说请我到某休息室去，有事相商。我乃起立前往，内心猜测必有枝节发生。到了休息室门口，推门一望，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各人已在里面。他们见我进来便一齐起立，请我坐下。这谈话会的重心似乎就在我身上，此时已见端倪了。大家坐下后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沉重。有顷，张群站起来，说是奉总裁之嘱，特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话的。他推吴稚晖说明其中原委，吴先生亦未谦辞，略谓，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需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故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提名。这办法确极公允，应该照办的。他又根据这原则，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说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记得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吴稚晖原和冯玉祥颇有交情的，至此为维护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不惜破口大骂冯氏为军阀。冯复吴一电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颇能道出此老的作风。时谈话会中同人早已不耐烦听他胡说八道，张群乃起立将他的话头打断，而以非常亲切的口吻解释蒋先生的苦衷说，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摩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间休息室报告总裁。于是，吴忠信即征询孙科的意见。孙说，他绝对服从总裁的意旨。吴氏乃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们一大堆的话，心中极不以为然，乃申明不赞成这项办法。选举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我更强调说，以前在北平时，我便向总裁建议从缓行宪，先将国内政局稳定再说，总裁当时并没有考虑我的建议，只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现在既已行宪，本人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任何其他办法，本人将反对到底。程潜也自动发言，表示与我的意见一致。
他们见我词意坚决，立论又无懈可击，遂不再多言。最后居正站起来打圆场，说：“我看德邻先生既不赞成这项办法，那就请岳军兄去回复蒋先生吧。”这才结束这一尴尬场面而相率离去。
后来在大会中，尚有人轻描淡写，有意无意地提及党提名方式，但无人附议。我本想起立发言，后见大家未讨论此问题，也就算了。会后，白崇禧对我说：“你这次幸好未上台说话，此事既已不了了之，又何必再提呢？”
然而蒋先生并未因此罢休。不久他又单独召见我，还是希望我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面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丁丁东东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销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吧！”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