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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雄马占山，以及尚在监禁中的张学良等，中央若能逾格录用，在号召力方面而言，自可事半而功倍。可是我深知蒋先生对东北人特别忌恨，故未敢提供参考，以免触其愤怒。谁知蒋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置可否，“哼”了一声，便结束了我们关于这一方面的谈话。
我当时的建议，实完全是为战后大局着想，绝无个人私意存乎其间。孰知蒋氏多疑，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对于我的建议，一句未予采纳，甚或反其道而行。
战事刚结束，我统帅部立即命令日本驻华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日军向数点集中，听候缴械。例如长江以北敌人便奉命于短期内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徐州、蚌埠、石家庄、济南、北平等重镇。而日军集中后所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和各交通线的防务，我军却未能即时一一接防。因而原在敌后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遂毫无顾忌，乘机大肆发展，组织人民，加以掌握。以故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线，胜利后顿时交通断绝，无法恢复，直至大陆易手而后已。
当中央作此决定时，我便一再向何应钦警告，要他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草率从事。但是何说，奉蒋委员长面谕，如今抗战胜利，如不将敌人迅速集中缴械，将有损国家威信。谁知后患即由此造成。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胜利接收铸成大错（2）
至于向收复地区进军，中央也没采纳我“后浪推前浪”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全副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共四五十个师，此时尚集中于滇西、缅北一带。如以后浪推前浪方式向华北前进，则原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这在私心自用的蒋先生看来，显然是对他不利的。所以他只要原驻鄂北、豫西的刘峙部队和原驻皖西大别山的李品仙部队，分头开进陇海线上的郑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后即不得再向北方推进。至于华北、东北的接收，却要等留在滇、缅一带的部队调去办理。但是四五十个师的大军要自西南山区开往华北，谈何容易。大军尚仆仆在途，东北、华北的版图大半已再度变色了。
政府在军事接收上的另一重大错误，便是毫无程序，纯以私心为出发点的军队整编。前已一再叙及，蒋先生自北伐以来，便一心一意要造成清一色黄埔系部队。他利用内战、外战一切机会来消灭非嫡系部队。这种作风在对日抗战时，更变本加厉。
据说，胜利将届的前夕，蒋先生向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索阅全国军队番号清册。见非黄埔系的番号尚有百数十师之多，蒋先生顿感不悦，说：“打了八年，还有这许多番号？”他的意思当然是怪何应钦太姑息了，为什么不借对日抗战，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呢？蒋先生这一怒，却给了善于揣摩人主意旨的陈诚一个机会。陈氏便向蒋先生攻击何应钦，并自炫其能，认为如果陈某在其位，谋其政，杂牌部队早就消灭完了。因而抗战刚胜利，蒋先生便将何应钦调离军政部，专任陆军总司令，而以陈诚继掌军政部。
陈诚就任军政部部长后的第一项重要命令，便是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抗战有功的游击队一律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于是，共军又“趁虚而入”了。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凄怆情形，难以言状，狡黠的便另打主意，投向中共效力了。在这种不近人情、鲁莽灭裂的办法下，失业军官动以千计，以致后来在南京闹出失业军官“哭陵”的活剧。而向共军投奔的，更不计其数。我当时目击陈诚这样无理蛮干，便引为绝大的隐忧。我得机总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
陈诚却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
记得战后，我在南京、北平不知向他讲过多少次，他总是如此回答。我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
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空军无力量！”
陈诚此时实在太自信了，绝不把共产党看成一个威胁。因而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在应付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而是处心积虑地消灭内部异己。这种企图又使他想出一个新花样，就是所谓“混编”的计划。
前已说过，我国军队历来都有其特殊的系统，将专其兵。这种传统的坏处是容易造成门户之见，好处是将官知人善用，指挥起来可以如臂使指。当然，这传统未始不可打破，但是要国家承平，中央当局大公无私，汰弱留强，才可逐渐消灭门户之见。可是陈诚的“混编”，目的在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所谓“混编”，便是将各集团军中的军、师、团等单位对调，其用意即在将“杂牌军”化整为零，以便吞并消灭的一种阴险手段。这样一“混”，原先本甚单纯的军事系统，反而弄得庞杂了，指挥不易，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因此丧失。似此鲁莽灭裂的干法，当时纵是“嫡系”部队，也被搅得上下骚然。
陈氏更利用不同方法，褫人兵柄，制造混乱。例如抗战胜利后，中央要找一北方人去接收河北省，因而委孙连仲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嘱其由鄂西的恩施往北平受降，但是却不许他带已指挥十余年的子弟兵——第三十一军——前往接收，而将该军调给胡宗南指挥，再由胡部调胡博翰军随孙北上，连仲指挥起来，自然就不容易了。
陈诚借整编、混编为名，又处处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例如抗战胜利后，陈诚把各战区的通讯兵团次第整编撤销。白崇禧于战后赴洛阳、郑州视察，发现通讯兵团的电台被撤销，无法与各地联络。值此复员紧张之际，如何能没有通讯机关呢？白氏不禁大发雷霆。事实上，陈氏并不是取消通讯系统，而是暂时撤销，借以遣散一部分人员。到重建时，便可安插新人，而这一批新人，难免就是陈诚的十八军老干部了。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胜利后真是罄竹难书。这些尚是就纯军事观点立论，至于政治和经济上接收的糟乱，尤不胜枚举。例如对伪币币值规定太低，即其一例。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国家在大兵之后，疮痍满目，哀鸿遍野，而当国者却如此以国事逞私欲，国民党政权如不瓦解，真是无天理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北平行辕（1）
第六十一章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北平行辕
一
抗战胜利的消息一出，中央便任命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该机构于1946年9月1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其组织与人事除增加一调查处，处长由中央直接委派之外，余均照旧。
按中央所颁组织章程，北平行营直辖两个战区（第十一、第十二），包括五省（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三市（北平、天津、青岛）。辖区内一切军、政、党的设施俱得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我的权力不可谓不大。按理应可大有作为，替国家人民服务，可是我接到命令之后却忧心忡忡。
在抗战胜利前两年我便唤醒中央注意，认为“战争在华南，问题在华北”。如今抗战胜利，华北的情形最复杂，是战后问题焦点所在，我担任华北军政最高长官，职责是何等重大。如果中央能按照规章，授我实权，以我数十年统兵和从政的经验，以及鞠躬尽瘁的决心，自信可以澄清华北，辅翼中央而复兴中国。
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前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北平行营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我汉中行营幕僚中尚无适当人选足充此任。最后我便报请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君担任此职。我与萧君在汉中才初次相识。斯时萧君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西北大学（在汉中城固县）法学院院长，凡有重要集会，他都被邀参加。一次在汉中军分校毕业典礼上经人介绍相识，遂一见如故。嗣后他曾来行营和我长谈竟夕，颇为投契。因此当我需要遴选一位秘书长时便想到了萧君。且因他久负才名，与全国教育界人士极为熟悉，北平为我国文化荟萃的中心，如得萧君为佐，实最理想。起初，萧君对此颇为踌躇，因他与蒋先生也很熟，蒋先生且曾数度请他入中枢任职，皆因政治主张格格不入而婉谢。这位一向遁迹高蹈、薄中央之官而不为的学者，一旦与所谓“桂系”接近，岂不惹蒋先生的不快？经我一再解释，他才有屈就之意。再者，一山尚有住宅书籍在平，八年战火之余，亟待整理。抗战结束之初，交通困难万状，他要立刻飞平殊非易事，如就任北平行营秘书长，则可返北平于旦夕之间。经数度考虑，他终于接受了我的邀请。以后我们便成为终身的朋友。
筹备稍有眉目，9月初遂遣梁参谋处长率职员十余人自汉中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