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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失守后，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可调，优势敌人本可一举打通津浦线。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和我五战区将士沉着应战，则战事早已不堪设想。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使它无法西窥武汉，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
1938年武汉保卫战时，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鄂东时，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怀宁一线，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于豫南一带作纵深配备，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这“挨打战略”实是一项错误。因为鄂东地形复杂，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陈重兵于此，实无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达信阳，一坦平原，无险可守，此路有失，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侵占信阳。至此，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促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所亲自参与，虽然一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至于其他的错误，这里也就不必多赘了。
到抗战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抽调四五十个师集中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当时我曾建议，舍近求远，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不如集重兵于南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我的理由很简单，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缅甸，正如一条长蛇，蜿蜒在亚洲大陆边缘。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力拼，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愈缩则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强，而我方困难也愈多。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空军相呼应。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日本投降时，我国如有个出海口，则四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开往东北与华北，则战后问题便简单多了。
但是我的战略主张也未被重视。我们足足有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被困于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地带。日本突然投降后，这些部队才慢慢开回昆明，等到开到北方，已是三四个月之后，华北、东北已局势全非。我们不特未能抢先一步，等到共产党已打下基础，我们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线，则为时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路，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敌我优劣之检讨（7）
整个战略之外，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前已一再提及，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却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刘氏在河北溃败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吧？”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结果还是用了。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像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国军战绩也就不易表现了。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跄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1937年10月蒋先生任我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
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胜利接收铸成大错（1）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胜利接收铸成大错
我国抗战八年，人民死伤数千万，全国精华地区沦陷殆尽，然终将敌人驱出国土，失地全收，实开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未有的奇局。孰意胜利不及四年，我国民政府竟被共产党逐出大陆，数百万军队一败涂地，实在也是亘古以来鲜有的怪事。
然今日推原究本，固知中共之所以能席卷大陆，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其中因素，一言难尽。不过就最重要的近因来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地区，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接收中所铸成的大错，实是促成中共胜利的主因。今且就军事来说。
犹忆1944年春天，蒋先生因事到汉中视察，我便乘机向其建议说，抗战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现在便要考虑到战后的接收问题。我认为胜利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将变成我们最头痛的难题。对付苏联，我的建议正如我给魏德迈和赫尔利的备忘录上所说的，应准备与苏联向东北作进军竞赛，并隔离中共和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
至于与对付中共有密切关系的对日军“受降”问题，我更向蒋先生提出具体的主张。我认为敌人一旦宣布投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以待我接收部队的到达。第二，关于我军向收复区的开拔，我主张用“后浪推前浪”方式，以求快捷。在胜利已露端倪时，政府应尽量将驻于江南的大军，向江北推进。因为长江以南经八年抗战，大军云集，地方安堵如恒，中共渗透力量也微。但在黄河流域则完全相反，因北方沦陷的时间较久，日军后方的兵力单薄，只能维持主要交通线，至于广大平原和山岳地区，大都为中共所占领并建立根据地。我政府对此问题亟应早为筹划，作适当的军事部署。等到胜利的爆竹一响，我大军便一浪继一浪向北方推进。如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如此不出一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皆为我大军所有，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
至于各地区的受降和接收，应责成专人负责，有条有理地进行。我尤其指出东北为最重要地区，负责接收的人，尤应慎重遴选。
蒋先生问我说：“你看接收东北谁最适当呢？”
我稍一思索，便说：“我看黄绍竑还可以。”
我之所以推荐黄季宽，实出于数种考虑。第一，我认为战后东北问题最为棘手，主持其事者，必须有眼光，有魄力，勇于负责，必要时敢于便宜行事。而蒋先生夹袋中人物之可以外调的，如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刘峙、张治中、张群等人，在蒋先生极权之下，磨炼已久，事事听候蒋先生手令，丝毫不敢独断独行，已完全失去主动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断难应付战后东北错综复杂的局面。第二，我考虑到蒋先生的疑忌。我如提名白崇禧，则多疑的蒋先生必以为我徇私。加以战后的白崇禧，恐也不能离开中央，而黄绍竑则不然。他在1930年已和我疏远，而投入蒋氏幕中，颇为蒋先生所倚重。同时，季宽也确有此应变之才，可以处理东北的复杂问题。至于东北耆老莫德惠、抗日英雄马占山，以及尚在监禁中的张学良等，中央若能